2月27日,经过医院及援隽医疗队协调,我和文化馆朱红星获准进入隔离病房拍摄云南援隽医疗队,上午先拍摄的是云南第二批援隽楚雄医疗队负责的一病区。
经过了简短的培训,在医疗队感控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缓冲区穿防护装备,先是N95口罩,然后穿上防护服,把拉链拉到下巴,盖住口罩,再戴上一层外科口罩,用胶带沾好、橡胶手套……一共穿上了两层防护服,一层隔离服,两双手套,同时医护人员也用保鲜袋和保险膜把我的机器包裹严实,只留下镜头露在外面。如果不是影响拍摄,镜头肯定也是需要包裹起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暴露,我放弃了其他的附属设备,只带了一个相机。
然后上二楼换上雨靴,护目镜,因为没有靴套,然后用大号的塑料袋代替,为了防止护目镜起雾,根据他们的经验,医疗队的感控医生帮我把护目镜涂上了洗手液。戴护目镜的时候感控医生帮我仔细的把防护服扎进护目镜里面,保证没有任何的暴露,再戴上一层口罩。感觉自己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将自己整个装在套子里。完成这个二级防护的穿戴差不多耗费了半个小时。以为戴了一个多月的口罩,应该可以适应这种状态,但是,当穿好全套装备,感觉整个呼吸都紧促起来,近视眼镜也开始起雾,感觉周围静了许多,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大了很多。
经过感控医生再三检查确认后,我们开始拍摄的是和病区一墙之隔的医护人员办公室,这不是感染区,我们完成了医生的日常工作后随同他们进入了隔离区查房。
进入污染区病房后,看到病人,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但随楚雄医疗队队长姚群梅进入第二个病房,看见她和一个11岁的小病人打招呼,开玩笑的时候,那个小胖子开心的笑容,感觉到他们的平静和从容,我也放松了下来。
尽管涂了洗手液,但还是不能避免护目镜和眼镜起雾,拍摄的时候,我几乎看不清显示屏的画面,完全只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进行盲拍。回来查看画面,不少镜头都虚焦了。
查房到另外一层的时候,姚队长靠在病房外的墙边喘气,因为穿上防护装备的原因,我也感觉比平时负荷重多了。可能因为戴护目镜不习惯,感觉脸上,额头好痒,但是不敢去挠,只能忍着。
由于病人不多,查房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查房结束后姚队长他们就先出去了,我们又继续拍摄护士照顾病人,据介绍,隔离区分为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病人所在的病房就是污染区,病人基本不能离开病房,一日三餐和所需要的物品都由医护人员递送。全天24小时都由护士在走廊的半污染区值班,时不时的到病房查看病人的情况。
一般情况医生都在办公室工作,查看病理和制定治疗方案。隔离区的护士和医护办公室只有一窗之隔,里面和外面可以通过对讲机沟通,但好像使用不是太方便,但是他们最常用的是用笔把要说的内容写在纸上,或者通过喊话的方式沟通。
两个多小时的拍摄下来,因为一直站着,感觉腰好酸,也好热,出了不少汗,很不舒服,也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好想出去脱掉防护服,休息下再进来,但怕浪费防护服,也只能克服坚持下来。
拍完隔离区出来先是脱掉外面的防护服、护目镜和手套,按照规定,隔离区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带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相机不能放那,只能是先把镜头反复的用喷酒精消毒,再撕掉包裹的保鲜袋和保险膜。每脱一件防护都要按照流程反复的消毒和用酒精洗手。等下到缓冲区脱掉全身防护装备,感觉人轻松了很多。看和我们一起出来的起燕娥护士长,她的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勒出了道道印痕,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援隽医护队员的脸。
下午我们再来到五病区,这里是云南援隽第一批医疗队负责的病区,将上午的程序再进行一次。
整个援隽医疗队都是分班工作,医生分两班,护士分四班,我们需要拍摄下全部44名医疗队员,此后两天,我们再多次进到病区,不过对于穿戴熟悉了很多。
此后几天,我们采访到了每一位队员,他们中间有军嫂雷鸣、杨崇艳、带领患者跳民族舞的杨梅、因到湖北抗疫推迟婚礼的段维琼、绰号二师兄的湖北人徐冕、瞒着父母来到湖北一线的董黎、心理学博士李娜……
采访问及报名理由的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因为职责,更因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他们也都是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妻,但是一旦面对疫情,他们就变成勇敢的战士,奋战在抗疫的最前沿。
致敬,逆行者!
云南援隽医疗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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