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远亲，名叫李啟凡，今年89岁了。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中央部署隆重庆祝，之前据说国民党军队里的抗战老兵也有可能参加阅兵。李啟凡的孙女诗韵从北京打电话问我：爷爷曾亲自参加对日作战，并负有重伤，这事能说说吗？我一听大感兴趣。我认识啟凡老哥，但从未听说他当过兵，还亲自打过日本人。我一向对抗日军人深怀敬意，哪怕是国民党军人。几番电话联络后，我利用周未来到（湖北省通城县）马港镇寺前村三组桃家冲，见到啟凡老哥，几番深入交谈，现将主要内容转述如下：
我出生于1927年6月，世居马港寺前桃家冲。12岁时，大哥介凡被抓壮丁在县城保安大队（又称自卫大队）当兵，家里劳力就只有我父亲1人。父亲想让我顶大哥回家干农活，在大约1938年某一天带我到县城，找保安大队长方成说情，求了三天，最后大队长说：“你哥是机枪手，现在拆开一挺机枪，你能重新装好就留下，否则免谈”！并让一名士兵马上拆枪。我虽然只有12岁，但不仅个头长得快，而且也还算聪明，认真看他拆枪的步骤，一次就组装好了。那个大队长蛮高兴，就让我留下了。我换上军装，接受训练，参加县城站岗、巡逻。我牢记父亲的叮嘱，从不欺压老百姓，尊敬所有的人，嘴乖手勤脚快，大家都喜欢我。特别是我的班长、贵州新义县的吴谦对我特别关照。
我们的大队长方成是麦市人。中队长叫王中立，是北港人，1950年镇反，被人民政府从汉川抓回，我亲眼见被解放军用手枪毙于县城东门。还有一个中队长桂大贵，是北港桂家的，后来当了土匪，抢劫杀人，解放后听说和方成一样被镇压了。一同当兵的许多人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个阁壁人叫刘长林，比我大几岁，关系比较好。
一年多以后，我和吴谦等许多人被派往咸宁保安团，隶属湖北保安师，驻地好像是温泉肖家湾，师长叫鹤规章，师政委邓雅梅，是通城北港人，好像又是个专员。我在第三团第二连二班，团长叫肖国平，崇阳人，吴谦还是我的班长。
大约是1939年或1940年四、五月的一天，我所在的连90多人奉命前往蒲圻（今赤壁）执行任务（也有可能是转移，长官不准问），走了几天，快天亮时来到蒲圻的太平口（当时不知道地名），遭到约500多日本兵的包围伏击。日本人有许多炮，还有飞机从天上扔炸弹。我们只有4门小迫击炮，每个班有一挺机枪，其余就是步枪，也没有步话机，无法跟外部联系寻求增援。幸好子弹充足，记得我一个人就带了将近200发，4颗手榴弹。刚开始时我吓得发抖，一会儿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气起来也不怕了。我趴在一个小缺口，头压得很低，慢慢地瞄准了再扣扳机，一个上午总共打死打伤了五六个日本兵，班长吴谦几次表扬我“打得不错”！但敌众我寡，又没有救援希望。连长组织几次突围冲锋都被打了回来。我们的人越死越多。正午过后，我参加了第三次冲锋，刚跑出没几步，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腹部，我一阵剧痛倒地昏迷过去。第二天早上，我在一阵疼痛中醒来，睁眼一看，周围全是尸体，主要是保安团的，也有一些日本兵，空气中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令人作呕。我下腹左侧被打成一个大洞，肠子都流出来了一截，痛得不得了，衣服裤子被血染红了一大片。我喊了几声没人应，忍痛往外爬。爬了大约一里多路，看见一座庙，爬到庙前动不了。出来一对中年夫妇把我扶了进去，拿出他小孩的衣服给我换上，又上山采草药给我治伤，尽心照顾我。后来知道这对中年夫妇男的叫曾宪坦，女的姓漆，名字现在忘了，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这对夫妇对我讲，这场仗打了一整天，到傍晚才打完，保安团全部战死，一个都没有跑出去。我没死算是命大。
十几天后，我伤口基本愈合了，要回家。这对夫妇又用一只裤管扎成口袋装了7升米给我做盘缠。我历尽艰辛步行十几天终于回到通城家乡。我衷心感谢这对夫妇，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恩情。
…………
这一仗，以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一个连不足百人，对抗日本正规部队有计划设伏又有后勤支援的500余人，武器装备差距悬殊，而坚持抵抗了一整天，直至全军覆没，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也算是表现了中国军人英勇顽强舍身卫国的精神。
我连续3次到寺前找李啟凡老人了解情况，并问他可有留下抗日的证据？他说实话，除了腰间那一进一出两眼枪伤疤痕，别无任何证据。因为解放后，经常有干部到家里询问他在国民党保安部队里的情况，一搞运动就有民兵把他带到公社里、区里接受审查，反复的交待、反省。因为怕，把所有与当兵有关的东西全扔了，也从不主动对人讲自己少年时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连打过日本人也不敢讲，包括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表姐，几十年来也不知道他当过兵打过日本鬼子。至于人证，老人还记得一些人名，但也都早已不在人世了。没有人能证明他打过日本人，除了不能说话的腰间枪伤。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情真相，在联系赤壁市、赤壁镇和太平口村之后，2015年12月2日，我亲自开车，接上李啟凡老人和他的女儿旭辉，前往赤壁镇太平口村，寻找当年战场。在太平口村村支书万齐发、村民张用浩的带领下，寻访了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肖先长、原赤壁公社书记张用文、太平口村原支部书记蒋必洪等老人，几处寻找，在八甲坳发现一地形，两山相夹，中间一必经之路，确是一设伏打仗的好地方。而且约一公里开外山脚处，解放前就有一寺庙叫地母庙，直到1958年建黄盖湖农场开渠才拆毁，1992年村民又在离老庙不远处重建地母庙。关于那一仗，没有人能清楚记得，但老人们都说这个地方解放前是老打仗的地方，新四军、共产党游击队和日本人打过，国民党和日本人打过，国民党和解放军也打过，死过很多人，现在在山坡山脚随处都可以挖出子弹头。啟凡老人反复察看，对照老庙的位置，十分肯定这里就是当年与日本人激战的战场。七十多年了，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方，老人无数次流下热泪。特别是当问到当年庙里的一双夫妇，当地老人说只知男的姓曾，洪湖人，女的是江西什么地方人，拆庙前都走了，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儿子，现在无法寻找，啟凡老人老泪纵横，对着庙门就要下跪，被我和他女儿扶住。老人说：“兄弟呀，我这次来特意让女儿带了点钱(3000元），要是见着了救命恩人的后人，我一定要表示一下心意。现在找不着人了，怎么办呢？”望着老人寞落的身影，我只能安慰他说：找到了当年流血战斗的地方，找到恩人生活的地方，也算了却了心愿，恩人九泉有知，也会很欣慰的。
赤壁之行，我特意拍了不少照片，可惜在今年9月份手机丢了，许多照片遗失，痛心之极，也怪我没有及时留备份，后悔莫及！
赤壁回来后，我已开始着手整理资料，甚至想邀新闻界朋友带摄像机再访李啟凡老人，一则考虑手上没有过硬证据，一则也是一直工作忙，没有落实。
今年10月31日晚，我正在县医院综合八楼参加县里的电视问政会，啟凡老人的孙女王若兰发来短信，称爷爷病重在县医院住院，我回信说正好散会去看望老人。不一会若兰又来信说老人下午已出院回家。我散会太晚，只好第二天上班处理一下工作后于十点多来到寺前桃家冲，见到老人躺在床上，好一会才认出我来，语言也不太清楚了，握着我的手流出眼泪，发出：“感谢……（病情）难得回头”等含糊声音。我只好说一下安慰、鼓励的话，并叮嘱旭辉夫妇，在老人清醒些时立即通知我，我还要来和老人说说话。11月4日，若兰发来信，说爷爷已于昨天深夜去世。我一时呆若木鸡！我安排完工作，中饭后奔往桃家冲吊唁。看着老人消瘦平静的面容，我深深自责，为什么不在老人还健康时录下一些音频视频资料？为什么不抓紧写下点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清醒明白时，争取给他一个“抗战老兵”的正式称号？
如今老人离世，他走时一定带着一些遗憾。我必须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争取有个地方正式刊发，并尽快到老人坟前祭告安慰老人在天之灵。我在深深自责的同时，更加深刻认识到古人讲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就是告诉人们凡事应该做的，决定了又能够做的，就要立即去做，不要等。有许多事不能等，等不得也等不起。有些事一等就可能成为终生遗憾！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4年艰苦抗战，是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14年间，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屈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故事。值抗战胜利77周年之际，特翻出几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文章与大家分享，以示纪念。
通城县史志研究中心 杨伟民
（20171216）
（20220903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