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文，湖北省通城县人，幼名晚连。通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任妇女协会主席，女权运动倡导者。国共合作的通城县党部妇女部长、宣传部长。通城县早期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

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县，千年古桥灵官桥往南不到一公里，有个石壁徐家大屋。徐家为当地大户，家道殷实，耕读传家。1904年12月8日，已生育4个儿子、3个女儿的徐老夫人又产下一女婴，取名晚连。这女孩一出生即哭声宏亮，蹬腿挥拳力量惊人。长到几岁，貌美如画，更是聪明伶俐，且胆识过人，一般男孩子比不了。虽然家境富裕，广有田产，请了不少长工佣人，且有不少田地分租出去坐等收租，但徐老爷子严持家风，带头且耕且读，并不做干脚老板。又虽然重视子女教育，但教育的方式又有所区别：男孩子进私塾读五经四书，不读书时干农活兼习武，女孩子却只在家里接受三纲五常，女工教育，也帮助家里干家务、干农活，也同其他女孩一样裹脚，不准到外面疯。小晚连可以干农活，可以习女工，几岁时没有反抗能力也被裹了足，但她看哥哥们都在读书，背着书包很神气，而且很多时候也因为要读书而不必干农活，心里不服，多次和父亲争吵要读书。徐老爷子也和当时许多父母一样，认为女孩子长大终究是别人家的人，花钱读书干什么，坚决不让。同时，徐父已准备将16岁的贵连和14岁的晚连两个女儿嫁人。私下跟哥哥们学认了一些字的晚莲坚决反对这么小就嫁给不认识的人，于是暗中鼓动不想嫁人也想读书的七姐贵连，经过近半年的筹划，带着自认为足够的学费盘缠，趁父亲哥哥们都不在家，穿着小哥哥的衣服，瞒过母亲，女扮男装溜出村子，直奔有个远亲，办有女子学校的湖南平江而去。平江的亲戚将消息传回通城，徐老爷子也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寄去学费和生活费。在平江女校，姐妹俩除了读书，交结了一些朋友，自主将名字改为启文、伟文。姐妹俩都自主放了足，并积极参与五四运动，抗拒英、日帝国主义仇货上岸。游行示威时，徐伟文被反动军警一枪托打落江中险些丧命。后来听说通城县城的学堂也招有女学生，姐妹俩也想家，于是回到通城，顺利考进了通城县高等小学堂。

在通城县高等小学堂，徐伟文更加系统全面地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学堂的女教师黎寿康，通城女子思想解放的倡导者，提倡女人放足、不包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极合徐伟文的心意。有知识又有胆略的徐伟文成为黎老师的主要助手，在学校、在街头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由于徐伟文能言善辩，又有男子豪气，宣传效果非常好，得到许多妇女的响应，也遭到不少人的谩骂。

徐伟文认识的另一个人是比她小4岁的学弟赵世当。赵世当是九岭（今马港镇）马港桥北屋（今桥背屋）人，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富裕大户，熟读诗书，年纪虽小却很有见识，有着极大的志向抱负，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7岁时书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11岁首次到县城登上城南九宫山（又名银山、锡山），联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即兴赋诗：“登上隽（通城因有隽水河，古称隽）银山，俯瞰小尘寰。昂首问苍天，何时渡众生？”赵世当于1920年考入通城县高等小学堂，很快就成为学生领袖。他积极宣传“五四”新思想，组织学生、老师、市民、商人反对21条，抵制日货，发动罢工、罢市。徐伟文对赵世当这个学弟既欣赏又崇拜，积极参加赵世当组织的活动，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徐伟文于1923年毕业考入武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赵世当亦于次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汉，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董必武。在董必武的教育影响下，2人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赵世当率先于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通城县的第一名中共党员。2人分头上课读书，课余时间很多都在一起，参加秘密会议，学习革命思想，在学生、在市民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感情日深。期间，有一次国民党军警来抓捕董必武，几名学生将董必武护送至女校，徐伟文出主意将老师藏进女校厕所供人掏粪的夹墙中，特务搜到门口时，徐伟文掩鼻从夹墙中走出。特务问“你在干什么？里面有人吗？”徐伟文从容地回答：“我丢垃圾，没事谁跑到这臭地方来！”骗过了国民党特务，保住了革命先驱董必武老师，以后董必武和徐伟文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1925年夏，董必武安排赵世当回通城宣传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徐伟文也主动跟着回乡，协助赵世当，以组织“青年读书团”的名义，联络团结黄云岸、刘书堂、黄菊庄等几十名进步青年，在马港、中塅一带，白天学习古文，晚上秘密学习《共产党宣言》《庶民的胜利》等进步书刊，传播革命火种。当年11月，经过考察，赵世当介绍黄云岸、刘书堂、徐步云、洪金源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港中塅黄云岸的家中成立通城县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黄家边党小组，黄云岸任小组长，直接受中共湖北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共湖北省委）领导。

1926年6月，为迎接北伐军进通城，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学习的赵世当奉命提前结业回通城，组织民众迎接北伐军。徐伟文如鱼得水，协助赵世当组织进步学生印传单、贴标语，组织妇女烧茶水、送吃食，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超强的组织能力。赵世当一边组织迎接北伐，一边考察发展党组织，于8月份又发展了17人入党，并亲自担任徐伟文的入党介绍人，徐伟文成为通城县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接着，赵世当主持在马港桥北屋自己家中成立马港党支部，并亲任书记，辖马港、中塅、飞坳、磨桥4个党小组。

9月，在赵世当领导下，经徐伟文具体筹备，通城县第一届妇女协会成立，徐伟文众望所归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成为通城县当然的妇女领袖。她作为赵世当的同学、同乡、战友和恋人，不但协助赵世当组织青年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迎接北伐，做了大量的接待联络方面的工作，更是主要负责妇女工作，发起妇女解放运动。她奔走各区、乡，帮助建立基层妇女协会，基本上把全县的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她组织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加识字班学文化明道理，反封建争自由，反包办婚姻争男女平等，抵制裹足，组织放脚，在附近几个县中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

特别是徐伟文的婚姻在通城县甚至更大范围引起极大的轰动。她和赵世当相识相交多年，志同道合，相恋相爱，都是革命同志，接受新思想的优秀青年。但她比赵世当大4岁，这在当时已为人诟病。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主结婚，更是为中国传统观念所不容。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破除陈陋乡俗，不请媒人，不摆宴席，新事新办，于1926年冬天举行新式婚礼，只喊几个至交好友吃一桌饭，宣布一下，热闹一下。新婚之日，有好友送他们一幅贺幛，赞道：“为革命而恋爱，为恋爱而结合；是旧社会的叛逆，是新社会的明星。”徐伟文、赵世当的新式婚礼受到许多年青人的追捧，但当时绝大部分人封建思想严重，认为有违旧制，大逆不道，“不成名堂”。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责难和非议，徐伟文和赵世当2人于1927年6月20日公开发表了《我俩的几句话》：“我俩是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家庭包办，实行两性爱情和意志结合的，以达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目的”。“同胞们，不要呻吟在封建制度、旧式家庭之下，过那种痛苦不自由的生活了，赶快起来做旧社会一切制度的埋葬人，另辟一条新光明路！”他们这篇自由宣言，对抨击封建势力，促进妇女解放，婚姻自主起了极大的作用，一时在通城县引起极大轰动，受到许多年青人的追捧和效仿。

10月，省委特派员李良材和赵世当主持，在县城圣人殿秘密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全县50多名党员，成立中共通城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通城地委，后改称中共通城县委），赵世当任书记，一年后发展到9个支部，党员240余人。此间，根据国共合作精神，赵世当牵头筹建县党部。10月10日，国共合作的通城县党部成立，11名执行委员中，主任、组织部长、宣传委员、青年部长、妇女部长等7人均为中共党员，徐伟文担任妇女部长，后转任宣传委员，其余几位执委多为国民党左派。加上后来的国民党通城县政府县长和县府多名科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通城县除了团防局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刘秀波手中外，基本上由中共掌控，这也是当时通城县共产党组织发展较快，力量较强，农民运动在全省乃至全国走在前列的原因。这也为后来蒋、汪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地方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而通城县党组织得以及时转移乡下免遭大的损失，也为中共汉口“八·七”会议后，通城县能在罗荣桓、赵世当等人领导下，在全国率先举行“八·二0”武装暴动并取得成功，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7年2月，胸怀大志的徐伟文得知黄埔军校在武汉办分校，特别是将招收女兵的消息，心里痒痒的忍不住，经请示赵世当同意前往武汉报考，果然还真的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招收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校女生大队，由中共党员恽代英具体负责并任政治教官，女兵学员300多人，多为湖北、湖南和四川的中共党员，其中有后来闻名全国的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平江县委书记、平江游击总司令胡筠，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等。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党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背叛革命，攻打武汉，共产党人叶挺率第四军一部、黄埔武汉分校学生（包括女生大队200余人）予以沉重打击。徐伟文和女生大队学员既直接参战，又担负战地救护和宣传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战后返回武汉校区时，女生大队分乘的两艘船，其中一船行至武汉附近金口，船出故障沉没，近百名女战士殉难。不久，汪精卫亦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反共清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徐伟文因怀有身孕（暑期在通城马港桥北屋生下大女儿，因属大字辈，取名大源，约1940年前后病死，一说日寇飞机投毒致死），经组织安排及时撤回通城，侥幸逃过一劫。

通城“八·二0”暴动后，由于国民党13军南下压迫，罗荣桓和中共通城县委决定，罗荣桓等率通崇农民自卫军主力和党政机关人员向东移师修水，去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赵世当、黄云岸等留通城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年底，根据董必武指示，赵世当、黄云岸等筹划策反驻通城马港的13军15团，徐伟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主要负责接待和掩护（包括重点掩护秘密前来通城指导策反工作的董必武），后因一名士兵酒后失言泄密，15名涉事中共党员被杀，策反失败，董必武由通城县委交通员徐子恢连夜秘密转移至附近宝盖山上石洞中隐蔽3天，后秘密护送至岳阳，赵世当徐伟文赴武汉武昌徐家棚，黄云岸赴岳阳避难。

1928年春起，赵世当先后任中共蒲圻县委书记、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1928.5）、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12）、省委秘书（1929.5），分管全省工人运动，负责中共长江局，负责省委、市委机关文印等工作，成为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人之一，化名徐士杰等，住汉口地方法院内，徐伟文奉命掩护赵世当工作。后组织安排赵世当和河南人徐张氏（河南人，中共党员）假扮夫妻，在汉口江岸大成里开个合兴隆小杂货店掩护，作为省委的秘密机关。徐伟文先是协助赵世当搞油印、交通工作，后任中共长江局交通站联络员，住汉口焕英里，与赵世当不能常见面，2人感情渐远。1929年4月，徐伟文写一封信给赵世当，宣布离婚，不久与中央巡视员杨开明结婚，并随杨赴上海。赵世当心有不甘，10月到上海向中央申诉，中央责成徐伟文随赵回武汉。12月，杨开明在武汉被捕，受尽酷刑，次年2月被押往长沙识字岭残酷杀害。2个月后，徐伟文才知此消息。

1930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一伙特务突然包围了赵世当工作的杂货店，重要文件证据被赵世当紧急处理，敌人只在地下室搜出一台油印机，当然知道这是共产党重要人物，于是赵世当被捕。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对赵世当用尽各种酷刑，赵世当始终坚贞不屈，未透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除了知道赵世当一个叫“徐文杰”的化名外，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亲自下令，于12月16日将赵世当绑赴汉口码头江堤外刑场，割掉耳鼻，残酷杀害，赵世当牺牲时不满23岁。

1931年初，连续失去两任丈夫的徐伟文将一双儿女托由黄菊庄送回通城交给赵家婆婆照管，奉命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参加中央地下印刷所工作。印刷所设在上海周家嘴路兴元里146号、147号（后几次迁移），秘密负责中央地下出版、印刷工作，负责人是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二弟）、钱之光协助。钱之光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瞿云白主要负责所内技术印刷、校对工作。徐伟文与瞿云白假扮夫妻，除了安排生活，也做一些排字、校对、装订、包装工作。1932年，根据工作需要，也考虑瞿云白、徐伟文的实际情况，2人的上级毛泽民出面，代表党组织安排2人正式结为夫妻，毛泽民还送去亲手制作亲笔签名贺卡一张，徐伟文保存到文革中期。

1933年2月的一天，瞿云白在接头处取稿件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徐伟文接到通知紧急撤离印刷所后数次寻找上级组织未果。后设法前往狱中探望瞿云白，被国民党识破身份抓捕，因怀孕临产，被送往医院监视生产。徐伟文在医院产下一女婴，取名小云，借国民党看守松懈之机逃脱，后返回医院寻找小孩，已不知下落。组织联系不上，留在上海又很危险，徐伟文只好辗转回到通城老家，在蒲圻羊楼洞做了一段时期的小学教员。1939年，徐伟文又曾回通城，在马港带赵家3个小孩读书，并办农民识字班，教乡亲们学文化。

瞿云白在上海警察局被关押3天后转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两个月后又被送往苏州反省院关押，一年后由其堂兄纯白及国民党高官朋友营救出狱。按照我党地下工作惯例，一旦有人被捕，立即切断联系保护关系人。因瞿云白被捕后又有我党人员被捕，所以有人怀疑瞿云白“被捕叛变”，（当然，我党组织上从来没有这个结论，但个别人“叛变”一说对瞿云白一生影响甚大，使他相当长时间无法“归队”），其实这是没有依据，没有道理的。迄今为止，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半点瞿云白“叛变”的证据，我党也一直没有这个说法。瞿云白在被关押期间，既多次受严刑拷打以逼其交待党的秘密，也因其家族中朋友中有在国民党任高官之人通关节打招呼受过优待，最后也是被这些人营救出狱。出狱后瞿云白也曾和徐伟文一起多方寻找党组织，但因我党有些同志对他存有防范之心，且瞿云白出狱后始终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而未能如愿。此后二十多年至瞿云白去世，瞿无数次对朋友、妻子徐伟文及儿女表明心迹，在狱中无论遭受何种酷刑，从未向国民党透露半点党的机密，从未出卖过党的任何同志，也从未写过对党不利的交待材料。只是在出狱后，找不到党，生活无着，为养家糊口，穷困潦倒之际，有人介绍工作，但必须是与共产党无关人员，才被迫写过“瞿云白在江苏反省院反省结业，已是脱离共产党”几个字以找工作。不久长兄瞿秋白被捕，牺牲，当权王明打压，党组织更难接纳瞿云白。瞿云白徐伟文夫妇痛苦矛盾地游离于党外，渐渐地放弃了找党的打算，为生活计，找过多种工作，但他“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极终点必然是共产主义”，所以“绝不做有害于共产党行为”。“出卖自己的劳动，照料应照顾的家属。对我能直接影响的人，促使他们能走上革命道路。如一九三八年在汉口送（弟弟）坚白（瞿坚白，瞿秋白瞿云白之幼弟，革命烈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1944年牺牲于太行山抗日战场——作者注）入抗大。此后，对赵世当烈士所遗子女，促其继承父志”（瞿云白日记语），甚至参加过叛徒张国焘主持的《创进周刊》，但瞿云白坚辞主编一职，只做财务和国际版编辑工作，从不涉及国共双方政治话题，更绝无反共产党言论。1949年张国焘逃离大陆赴台时曾坚邀瞿云白同往，瞿云白和徐伟文坚持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4月，瞿云白、徐伟文应邀到重庆，因瞿云白精通俄文，被聘请为航委会的苏联空军义勇队充任俄文翻译，虽在国民党系列，但也是做的抗战工作。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一向了解且十分信任瞿云白夫妇的周恩来（1929年在武汉徐伟文曾冒死掩护过周恩来）曾专门找到瞿云白家，看望他夫妻并希望他们“归队”。当时有瞿云白徐伟文夫妇、徐伟文娘家侄女徐竹英夫妇在场。瞿云白认为已离开共产党十余年，现在党已壮大如此，革命即将胜利，不好意思来“摘桃子”，只希望以后新政权能“赏口饭吃”。这就是北平一解放，瞿云白就来到北京，周恩来便亲自安排瞿云白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负责文献资料编辑和俄文翻译工作，1958年去世时享受高级干部待遇。

1945年，住在重庆的徐伟文接到女儿赵徽从通城来信，称赵世当的母亲已于1941年去世，赵徽、赵璧姐弟俩先是由其姨妈、姑妈和舅舅家看护，后均有特殊情况无力继续照管。徐伟文两难之下，带着女儿瞿明珠、儿子瞿兴华来到通城。此时瞿云白、徐伟文已看到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天下，于是徐伟文作主，将赵家的田产全部无偿送给租种的农户，带赵家、瞿家一起4个小孩来到县城，租住在福音堂，以瞿云白从重庆寄来的学费和生活费，安排4个小孩读书，勉强维持生活。她还专门回到石壁娘家，想动员娘家人将多余的田产房屋分给穷人，因娘家尚有一百余口人要生活，当家大嫂不同意，没有达到目的。

1949年5月24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20师358团由赵璧等人带路解放通城，很快徐伟文即主动参加新政权的宣教办，从事宣传教育和支前工作，并介绍多人进入新生的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后组织上派徐伟文到武汉汉口行政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合作总社批发部总务股工作。

通城一解放，徐伟文即将4个孩子全部送到部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3个月后，小儿子瞿兴华因只有12岁，行军训练跟不上，被部队送回，留在县城继续读书，赵徽、赵璧、瞿明珠则随四野40军一直南下打到海南岛，建国后又在徐伟文支持下一起全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赵璧在志愿军中担任侦察排长，二次战役后，奉命带几名战友深入敌后百余公里侦察情报，摧毁了美军24师一个团指挥所和一个重炮观察哨卡，毙敌20余人。完成任务撤退时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昏迷，被美军俘获。在南朝鲜美军釜山战俘营，赵璧积极联络被关押的志愿军中的中共党员，发起成立狱中党组织，成立“反美斗争同盟会”，任常委和第一看守所党总支书记，带领志愿军战友们和美帝看守当局进行全面斗争，坚持升国旗唱国歌，争取正当权利，改善志愿军战俘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反对劝降策反，反对虚假宣传，表现了中国军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受中国许多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被评为特点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回国后因伤残无法工作，后回通城故乡养老，致力于宣传红色历史文化，善于演讲，热心公益，用工资帮助了不少困难群众、战友家属和学生，2013年6月22日病逝于通城。

1951年，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瞿云白病重，徐伟文只好又带着小儿子瞿兴华来到北京照料丈夫，在北京海运仓1号院租住一套40多平方米的房子，担任居委会干部负责街道工作。这一段是徐伟文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活时光，直到1958年瞿云白去世。文化大革命中期，生活完全逆转，徐伟文的生活进入了至暗时期。

1966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31年的日子，在房县当中学教师的儿子瞿兴华因仗义执言，被得罪过的上司诬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剥夺了工作权利，被监督改造，接受批判。祸不单行，不久，徐伟文又被人举报历史有问题（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出逃后脱党），而丢掉了街道居委会的工作，还不时被组织叫去写汇报、反省材料，思想精神上更是极端苦闷压抑。本来多年来瞿云白徐伟文夫妇就因当年离开了党组织而非常愧疚，虽然从未做过半点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党组织也从未对他们下过不好的结论，但内心正直仍存有党性的她，心里总是有一道坎。现在被人明确说出来，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又对她投以怀疑的眼光，就更加加重了她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罪人，苦闷至极，无法解脱，曾3次自杀都被人救回。

瞿云白去世，瞿兴华受批判（后虽经中央组织部平反并补发全部工资，但曾经相当长时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徐伟文也丢了工作。由于接连不断严重的精神打击，加上极度的生活困难，一向刚强开朗的徐伟文的身体很快变坏，迅速衰老，长年靠吃药丸维持。到后来行动受限，耳朵眼睛也不好使，背驮得厉害，经常咳血，经常弯腰坐在床上咳着彻夜难眠，白天呆坐在院子里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去马路对面二三十米的医院，开始几分钟可以走过去，后来拄着拐杖，全身重量几乎全压在小瞿虹身上，挪几步歇一会，身体咳成一团，要走半个多小时。一家人陷入极端困境之中，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生活，好久难得吃一回肉。实在太馋了，小瞿虹就去买5分钱的肉一家人尝尝味道。有一次营口姑父来了，小瞿虹去买2角钱的肉招待他。姑父见瞿虹拿着一小块肉（不到3两）进来，诧异的看着。瞿虹不好意思地小声告诉姑父：“我们好久没有一次买这么多的肉了。这是您来了，才下大决心买2毛钱的肉的”。多年以后姑父还常常笑侃当年小瞿虹“下大决心”买2毛钱肉的事，确实调笑中饱含辛酸啊。原来租住的海运仓1号院40平方米的房子，因一个月要5元钱房租，住不起了，转搬到14号院，一家3代5口人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晚上勉强能躺下，连张饭桌也放不下，只为这里一个月只要1.5元房租。大孙女瞿虹两岁时就到房县陪改造的父亲挑水劳动，从七、八岁就担负起照顾奶奶和妹妹的重担，做饭洗衣买煤，送奶奶去医院缴费买药，什么都干。上学后基本上无力交学费，全靠减免。高二的时候，一次教导主任叫瞿虹去办公室，问“你家怎么这么穷呀，学费年年要免？”瞿虹心理和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感觉无地自容，也无法作答。此后，她好长时间不吃中饭，经常饿得眼发花，腿打颤，肚子痛，硬是从牙缝里省出了2.5元，瞒着家里自己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

虽然政治上受打击，身体上受折磨，生活上受穷困，但心性极高，早年受党培养教育的徐伟文并未放弃做人的准则，她不断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抱怨党，总是教育儿孙们正直做人，修身养性，多学知识，多为社会作贡献。1975年初冬，徐伟文老人走过了她光辉、传奇而苦涩的一生，在北京海运仓14号院家中寿终正寝。好在，她的儿女及孙辈曾孙辈均是人才辈出，个个成材，无愧先祖。

尊敬的徐伟文奶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2023年10月于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