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元月，县委、县政府任我为通城县农口系统奔小康工作队队长，到本县黄袍乡开展农民致富奔小康工作，两年后又改任黄袍乡党委副书记，前后在黄袍待了五年。

李斌（左）和八百壮士万连卿（右）

这期间，我认识了上海淞沪会战“四行保卫战”中八百壮士的幸存者万连卿老人。怀着对八百壮士的无限景仰和对中国抗战史的浓厚兴趣，我一有空就主动接近万连卿，和他聊天交心。相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地聊出了友谊，聊出了感情，逐渐成了忘年之交，无话不谈。

随着我对他的了解不断加深，一个在八百壮士光环里闪闪发光、令人眩目的民族英雄，慢慢还原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喜欢喝上两口的，有时爽朗大笑、有时嚎啕大哭的普通老人。我为他一生中有如此光辉的一页而骄傲，更为他鲜为人知的坷坎人生而震撼！

万连卿，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黄袍乡望湖村。

万连卿

1927年8月，罗荣桓受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县组织鄂南秋收起义。8月20日，罗荣桓领导的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虽然后来罗荣桓率领通城起义部队过江西，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并直接上了井冈山，但是，他点燃的革命烽火在通城迅速蔓延。1928年底，万连卿的父亲万顺富和刘永康、金旺炳等人在黄袍山闹起了革命，拉起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纵队通城第九大队（简称红九大队）,使黄袍山成了通城最大的一片苏区，也成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腹地。万顺富先后任中共黄袍乡党支部书记、乡苏维埃主席、通城县苏维埃保卫局长、军事部长、农民协会主席、中共通城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等职。万连卿也受父亲影响和革命的熏陶，一边在苏区列宁小学读书，一边当儿童团的团长，协助红军和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

1933年6月，通城县苏维埃主席何家全叛变革命，暗中与敌合谋，以攻打麦市为名，将红军独立第三营带入敌伏击圈内，红军牺牲惨重。万顺富带领突围的少数战士，掩护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至崇阳老虎洞。国民党通城县保安大队二中队（麦市中队）中队长葛皇甫率队趁虚而入，攻进黄袍山，将万顺富的儿子万连卿抓去准备杀掉。问宰那天，刚好国民党县长贾廷申也在场。这贾廷申是个比较开明的人，见尚未成年的万连卿敦实白净，长得一表人才，觉得杀了可惜，便亲自出面担保，救下了万连卿一条命。贾廷申把万连卿带到县府，作为勤务兵日夜不离地跟在自己身边。

万连卿进县府后不久，父亲亲自进城找他，要他利用贾廷申的关系收集有关情报，提供给城内的地下交通站。在贾廷申身边两年多时间，万连卿为红军送过很多有用的情报，为防止敌人的偷袭和几次围剿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5年正月，万顺富在麦市与敌遭遇，经过一番激战，他肩膀中弹而被葛皇甫逮捕。经过几天严刑拷打，万顺富坚贞不屈，最后被葛皇甫杀害在麦市河滩上。

万连卿之父——革命烈士万顺富

1936年9月，贾廷申因通城一些豪绅向省府告发他“包庇匪眷”，而被免县长职务，调回省城接受处理。贾廷申离开通城前，将万连卿放到通城县保安大队一中队（县城）当上了一名警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军投入兵力20余万，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87师、88师等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经历了两个月左右的拼命厮杀，中国军队渐渐体力不支。88师补充了4次兵员，补充的战死，战死了再补充，前仆后继，勇赴国难。9月中上旬，湖北保安五团接到命令，准备开赴上海前线。从通城保安大队现有的4个中队中抽调1、3两个中队200多人，编入驰援部队。虽然此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期间，但通城几块大的苏区仍有红军驻扎，所以县政府决意留下驻扎在麦市的2中队对付黄袍山的红军，留下驻扎在北港的4中队对付药姑山的红军，将驻扎县城的1中队和驻扎沙堆的3中队调赴上海。万连卿随1中队编入湖北保安五团，从通城出发，在蒲圻集中，然后乘火车到汉阳蔡甸“九栋营房”集训20来天。10月上旬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上火车，历时5天5夜，赶到上海真如火车站，编入88师262旅524团1营，对口编为1连和3连。成了88师第5批补充的兵员。万连卿他们编入524团时，该团的每个连至多只剩下7、8个人。

就这样，万连卿被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国民党军队，由一个红军烈士的后代变成了国民党警察，继而又成了与父辈们势不两立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员。

自从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日双方百万大军在上海混战，拼死搏斗了2个多月，到10月底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但是，蒋介石不想善罢甘休，他不能轻易退出淞沪大战。因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定于11月3日开幕，他希望美英法等国伸张正义，共同制裁日本强盗。现在离会议开幕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如果现在上海沦陷，那将动摇各国首脑支持中国的决心。可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守军无论如何拖不到会议开幕的那一天。

这可是一个大难题。

蒋介石灵机一动，一方面给负责淞沪作战的第三战区副总司令官顾祝同下令撤兵；一方面通知在淞沪战场担任中央防御重任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主力部队加紧撤退，留一个得力之师在闸北打游击，虚张声势，搞得热热闹闹的。

朱绍良心想：只要求打得热闹，要一个师干什么？有一个团就够了，于是他命令88师师长孙元良留一个团固守阵地。

孙元良是聪明人，不就是打套花拳给外国人看么？去多了人也是白白送死。一个营，顶多一个加强营就够了，于是将固守闸北的重任交给524团团副、黄埔军校毕业的谢晋元，由他率领524团的1营3个连外加一个机枪连组成一个加强营，扼守四行仓库。

部队正在撤退，夜幕下的上海阵地上一片混乱。谢晋元费了好大工夫才将4个连的420多人（号称800人，人称“八百壮士”）凑齐。就这样，从通城保安大队补充进来的两个连200多人，一个不少的全部进了四行仓库。万连卿也进了这支队伍。从10月26日晚到30日晚，4天4夜，谢晋元率领孤军浴血奋战，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阵地前鬼子的尸首堆积如山。但四行仓库这座孤堡一直屹立于苏州河边。

4天4夜，孤军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也打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更打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英雄集体——八百壮士。

毛主席为八百壮士题词

偌大的一个上海，国民党正规军、王牌军几十万人都没守住，现在区区400多人的一个弱势群体，面对强自己近千倍的劲敌，不胆怯、不让步，且越战越勇，越打越有劲。打得上海市民心花怒放、扬眉吐气——近百年以来，面对外国列强，中国人可难得有这种心情啊！在上海民众的心目中，八百壮士是中国军队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但高兴之余，市民们不约而同地为八百壮士的前途担忧：几十万人都逃了，这800人能坚持多久？如果八百壮士拼死作战，最后与小鬼子同归于尽，让我们的精英、我们的瑰宝做无谓的牺牲，岂不痛哉！不行！要向当局谏言，让其命令八百壮士撤兵！于是各界民众纷纷呼吁当局，中华妇女同盟会的姐妹们直接上书宋美龄，要求当局命令孤军撤退，保存实力。

10月30日晚9点左右，蒋介石终于下令孤军撤退。勇士们正打在兴头上，并都立下了遗言，以必死的决心与小鬼子血战到底。但军令如山，部队定于午夜12点向苏州河对岸的英租界突围撤退。

中国当局与英国方面交涉好了，八百壮士突围到英租界后，由英国人保护孤军的安全，然后再移交给中国政府。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向英国人施压：必须将八百壮士交给日本人，否则将对英租界动武。迫于压力，英国方面既不得罪日本人，又碍于中国人的面子，他们想出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收缴孤军的武器，将人先关起来，既不交给中国政府也不交给日本人。

英国人在上海胶州路的一个野外找了一块15亩左右的荒地，用铁丝网一圈，便作为羁困八百壮士的孤军营。说是荒地，其实是堆积垃圾、埋葬死婴、布满血腥的死亡地带。在这里，八百壮士一关就是4年！从进入四行仓库以来直到谢晋元殉难，万连卿一直给谢晋元当勤务兵。

在孤军营，谢团长组织战士们学文化、学技术，开展文体活动。文化课根据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班，因为万连卿在苏区上过列宁小学，文化程度较高，被分在甲班。体育课分为篮球、乒乓球、跳高跳远、标枪等。万连卿年纪小，个子不高，被分在乒乓球组，在这里他练就了一手好球艺，在日后逃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孤军营羁困的4年，是勇士们受尽凌辱的4年，是比打鬼子抛头颅洒热血殊死搏斗还难受的4年。在这里，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入自由，甚至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是马戏团一群会说话的动物，是圈养的一群有思维的牲口。400多名血气方刚的钢铁男儿被关在一个15亩地的圈子里，没有仗打，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一待就是4年，人都被逼疯了。尤其是有些战士越狱逃跑后，还给孤军营写信，告知他们出去后找到了原部队或在新四军游击队里，杀了多少鬼子，立了什么什么功，现在当了什么什么长等等，这无疑在孤军营里投下了一颗又一颗重磅炸弹：你看，人家出去后个个都有出息，而我们像猪一样关在这里算什么东西？

烦躁、骚动情绪在孤军营蔓延，士兵越来越不好管理。一些士兵可以不要任何理由就能吵嘴甚至斗殴。起初，谢晋元一句话就可以制止他们的行为，但到后来任凭谢晋元如何怒吼，都难以终止士兵的殴斗。无奈，谢晋元只好每天马鞭不离手，见到闹事的就抽他两鞭。

谢晋元何尝不想带领战士们冲出去，痛痛快快干一场？并且对他们而言，冲出个孤军营，区区小事，易如反掌。但每次请示，他得到的回复总是“忍耐、忍耐”。为此，谢晋元经常整晚整晚的失眠。万连卿是谢晋元的勤务兵，谢团长的寝室在里屋，他睡外间，经常听见谢团长整晚整晚象烙烧饼一样翻身时床铺吱吱嘎嘎的声音和叹气声。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的官兵照例在操场下操。通宵未眠的谢晋元刚刚入睡，万连卿不忍心打扰团长的睡眠，蹑脚蹑手拿了团长的脸盆和口杯，去伙房为团长打水洗漱。刚走出门口，只见4位战友朝谢团长寝室走去。当时他也没在意，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会对团长怎么样。他只是提醒他们一声：“团长在休息，不要吵醒他”，就走了。走了10多米，万连卿突然一惊：这几个人不对劲，个个气势汹汹，面含杀气。

不好要出事了！

他赶紧往回跑，结果谢团长被这几个歹徒残忍杀害了。

万连卿冲出门外大喊：“不好啦，团长被人杀害啦！”

下操的战士们闻声冲过来，将4名歹徒堵在屋内，经过一番搏斗，战士们有几个被歹徒刺伤，但最终将歹徒制服。租界工部局特别法庭对4名叛兵提起公诉，并经法庭调查证实，这4人被汪伪特务收买，后台是日本人。6月27日，特别法庭作出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判处2连下士郝鼎诚、4连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死刑。

年底，打红了眼的日本强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袭击了珍珠港，还炸沉了停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彼得列尔”号，并逼着英国方面交出被他们羁押了4年之久的八百壮士。英国佬迫于强盗的淫威，于1941年12月把壮士们交给了日军。

鬼子们早就尝试过八百壮士的厉害。他们知道，只要这几百号人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他们，于是，小鬼子把八百壮士化整为零，分散到江南各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当劳工。万连卿等8名士兵分在南京郊区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当劳工，受尽了鬼子的折磨和凌辱。

一天他们几个正在为鬼子钉马掌时，偶然发现一只猫后腿站在围墙的土砖上，前腿搭在铁丝网的铁丝上，居然没触电。难道鬼子的铁丝网没通电？万连卿的战友、通城籍壮士黎时德找来一根铁丝，趁鬼子没注意时，悄悄地在铁丝网上碰了一下，真的没通电，于是他们便策划着逃跑。

看守这些劳工的是鬼子的一个班，十几个人。鬼子班长（日本人叫作“军曹”，日语叫“阿依玛依”）是个乒乓球迷，虽然球艺不高，却十分喜欢打球。当他得知万连卿的乒乓球打得好时，就经常要万连卿陪他打。他并非想锻炼身体，或者想学习球艺，而是想借机在士兵面前炫耀自己的本事。所以，万连卿和他打球，只能让他多赢，否则要用枪托捅人。但是也不能老让他赢，不然他认为你在戏弄他，也要打人。

万连卿把握一个度，每10盘让小鬼子赢6、7盘，满足他的虚荣心。这样一来“阿依玛依”非常高兴，经常对万连卿伸着大拇指说“大大的好！”

11月的一天早晨，鬼子加强了戒备，“阿依玛依”将所有劳工集中在操场，气氛显得格外紧张。“阿依玛依”怒吼道：杭州有一名孤军士兵“跛里跛里（逃跑）的”，“你们脑子的问题大大的，要好好地治疗治疗（惩罚）的。”

杭州战友逃跑的消息，更激发了万连卿等人逃跑的愿望，他们8位战友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逃脱魔掌。

早几天，他们就发现劳工厕所土筑的墙受潮后，土质非常疏松，用手就可以刨开一个洞。因为是劳工厕所，里面从来就没有电灯，鬼子兵很少来到这里。

这里就可以逃生。但他们仔细一想，觉得有些问题：洞口刨得太大的话，土墙容易垮塌，也容易被鬼子发现；挖小了，一次仅能钻出去一个人，时间拉长了，也容易被鬼子发现。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天，万连卿和几个战友在为日本鬼子钉马掌时，无意间发现一只猫爬上围墙，后脚站在砖墙上，前脚搭在铁丝网上，竟然没有触电。难道铁丝网没有通电，是小鬼子装样子吓唬我们的？

通城籍战士黎时德趁鬼子哨兵不注意，悄悄走到围墙下，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根铁丝在铁丝网上碰了几下：还真的没通电！

既然铁丝网没通电，机会就来了。

晚上，上士班长唐济凯把8位战友召集在一起，商讨逃跑计划。经大伙商量，一套逃跑方案形成：

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首先由万连卿邀约鬼子军曹打乒乓球，最好把所有鬼子兵都吸引过去，缠住他们，给战友们更多的逃跑时间；其次战友先在厕所墙上刨出一个不完全挖穿的洞，留一层薄薄的泥土挡着，别让鬼子发现。等万连卿逃到这里时，只需用脚踹两下就可以踢穿洞口逃出去；然后，战友们用棉絮搭在铁丝网上，翻墙逃离；最后万连卿把准时间，及时抽身借机从厕所逃跑。

为了防止鬼子万一发现后追击，尽量减少牺牲，大家逃出去后立即分散向句容茅山方向逃跑，然后在茅山集中。同时为了避免途中遇到麻烦，每个人都带上谢团长像章和印有四行孤军标志的毛巾，作为身份证明。

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天下午，万连卿连比带划地和“阿依玛依”约定，晚上比赛打乒乓球，说自己琢磨出了两个难度大的抽球动作，想跟“阿依玛依”较量较量。

刚好这天“阿依玛依”心情好，兴致高，很乐意地接受了万连卿的邀约。

晚上，“阿依玛依”照例将士兵们集中在学校乒乓球室，将灯光打得雪亮，拿开架势与万连卿对决。

今天的万连卿一改常态，上场就连赢“阿依玛依”几盘。小鬼子气得嗷嗷直叫，急于翻盘。万连卿见状，故意让了小鬼子两盘，然后又赢了几盘。如此这般输输赢赢，若即若离，小鬼子输多赢少。

“阿依玛依”气急败坏，“八格牙路”地骂个不停，命令所有鬼子兵一个都不许离开，他要当众扳回面子。

这样激战了大约两个来小时，万连卿估摸着战友们已经安全逃脱，便对“阿依玛依”说，自己内急，请求上厕所。

“阿依玛依”正在气头上，哪里容得万连卿离开？要求继续比赛。万连卿只好装着害怕的样子，再坚持打了一盘。让鬼子赢了一盘后，又装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样子，再次请求上厕所。

“阿依玛依”极不耐烦地挥挥手，吼道：“快快地，快快地！”意思要他快去快回，接着比赛。

万连卿放下球拍，冲出室外，直奔厕所。

到了厕所里，他在黑暗中摸到了战友挖开的洞口，猛踹几脚，一股冷风闯了进来，洞口被踢开。万连卿赶紧钻出洞外，在漆黑的野外朝句容的茅山方向狂奔而去。

到了茅山，万连卿联络上了战友们。一清点，8人一个不少。他们不敢怠慢，继续往前奔跑。

不知跑了多久，不知跑了多远，也不知跑到了哪儿，反正他们只有一个信念：逃得越远越安全。

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天快亮了。

突然，前面枪栓一拉，有人大喝一声：“站住，不许动！”不等他们反应过来，黑暗中隐隐约约冲出几个人，把他们押了就走。

壮士们并不害怕。反正因为人家喊口令时说的是中国话。只要不是遇上了伪军汉奸，不管被谁抓住了都没关系。

天已微微放亮，他们被带到一间屋子，借着灯光一看：截住他们的原来是新四军。

新四军看了谢团长像章和孤军标志后，确认他们是八百壮士，非常热情的接待他们。得知他们跑了一个通宵，马上给每人下了一大碗鸡蛋面，吃完了安排先睡觉再说。让他们倍感亲切，感受到了家里的温暖。

第二天，他们被送到了新四军的旅部。旅长亲自接见了他们，安排给他们理发、洗澡、换干净衣服、治病疗伤。就像久别的亲人相见，格外亲热周到。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新四军请他们到部队给战士们讲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事迹。所到之处，都受到新四军官兵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这是他们自从离开孤军营后最开心快乐、最轻松自在的日子。

待了一些日子，新四军旅长找到万连卿他们，希望他们能留在新四军里一起打鬼子。同时，他也说了：如果你们实在要回原部队或回老家，我们给你们开路条，发路费，礼送出境。

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平时也不过问政治，他们觉得不管共产党、国民党，现在都合作了，反正都是打日本的，到哪儿打不都一样？但是，88师熟人多些，还是回到原部队为好。最后，他们谢绝了新四军的挽留，决定到重庆去找原部队。

新四军每人给他们8块铜板和300元抗币（在抗日根据地流通的货币），开出路条，送他们踏上寻找原部队的征程。

他们一行8人离开句容，经丹阳、溧阳到安徽广德屯溪，转江西南下，到上饶、赣州。

在赣州，他们碰到了那次从杭州“跛里跛里”逃出来的孤军战士陈祖谟。9壮士（唐济凯、万连卿、施彪、黎时德、陈德松、徐文卿、张永祥、萧益生、陈祖谟）结伴而行，从赣州到福建南平又转广东韶关的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坐火车到广西桂林转柳州至贵州，最后于1943年3月到了重庆。

9壮士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原来的部队——88师。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民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慰劳艰辛归队的9壮士。每位壮士都受到了晋升三级的奖励。万连卿由上等兵晋升到了少尉，由士兵变成了军官。

归队后不久，万连卿被派到成都军官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提升为中尉连长，旋即编入中国远征军陈明仁的71军88师，开赴滇缅战场，继续打击日本强盗。

万连卿把这些年以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化作子弹，全部倾泻到日本鬼子身上。他带领全连官兵，随远征军转战滇缅战场，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且不断晋升。从滇缅前线到桂柳会战，万连卿从中尉连长晋升到上尉连长，到小鬼子投降时，他已经是少校营长了。抗战胜利后，万连卿随88师驻防上海，又回到了当年浴血奋战过的十里洋场。

鬼子投降后，八百壮士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分散点聚集到上海，聚集到老团长谢晋元的墓前。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当初的400多名壮士，由于死的死，失踪的失踪，还有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也有一部分人逃出魔掌后回到了老家，现在聚集起来的仅128人。这100多人在一起，一日三餐的吃饭成了大问题。谢团长夫人凌维诚女士虽然四处奔走，想为战士们找份工作，解决吃饭问题。可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偌大个上海竟容不下这100多号人。原因是国民政府各方人士都卷入了受降和接管，和共产党争夺财产比你这100多人可重要多了。

后来接管完了，政府要他们再次服役，参加内战。对此，勇士们回答得非常干脆：“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打侵略者那是义不容辞，打内战他们不感兴趣。这时，88师奉命调往东北，准备与共军作战。万连卿趁机申请退伍，留在了上海。

鉴于此，政府也对他们也撒手不管。高高兴兴聚集起来的勇士们只好被迫散伙，自谋生路。有的修皮鞋，有的修自行车，有的卖菜，有的扫马路，有些伤残弟兄落个沿街乞讨……还有4名战士走投无路，被逼上了抢劫杀人的犯罪道路，被判处死刑。

万连卿运气还不错。因为他是谢团长的勤务兵，凌维诚特地托人为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铁路警察的差事，后来还成了个家。1949年初女儿万美云的降生，给万连卿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到上海解放时，他终于干到了一个警长。

曾经是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现在又是国民党铁路警察的警长，万连卿被人民政府遣送去劳动改造。为此，妻子抛下年幼的女儿离他而去。自己去劳改，总不能带着个孩子在身边吧？情急之下，万连卿只好把女儿托付给住在邻近的战友张青轩。

张青轩原本也有一个儿子，跟万美云差不多大，前不久夭折了。现在万连卿有难，张青轩这个山东大汉含着热泪，接过小美云，深情地对战友说：“你放心去吧，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孩子。”

万连卿内疚地说：“让孩子跟你姓张吧，不要让他知道有我这个劳改的爸爸。”

“先就这么着吧，我们等着你回来。”

在改造期间，万连卿只字不提八百壮士，也没声明自己是烈士遗孤。他觉得身为阶下囚，再提这些事，是对八百壮士和烈士父亲脸上抹黑。

他一人默默承受着，默默改造着。他倒觉得在这里除了组织学习，接受教育外，没有歧视，没有虐待，更没有折磨。比起孤军营的凌辱，比起流放做劳工的折磨，比起在滇缅作战的非人的艰苦日子，现在可算是一种疗养，是一种休整。

就这样，他一直改造到1979年才得以获释。

从1937年底至1979年止的42年间，万连卿只过了不到7年的自由日子，其他35年时间一直在羁押、流放和改造之中。

获释后的万连卿无家可归。上海的家破了，通城的家已没什么亲人了。再说，自己在外面混了几十年，混了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哪有面子回家？就是回去，父老乡亲会怎么看待自己？

基于这些想法，万连卿申请政府就地安排他在新疆车排子劳改农场做点事。政府考虑到万连卿已经60来岁了，就安排在当地农场作为职工并当即办理退休手续。

万连卿不参加劳动，每月还可以领几十元的退休工资，觉得非常满足，日子倒也过得很惬意。

1980年，时为通城县黄袍公社望湖大队会计的林国贤和本大队民兵连长黄长虎出差到新疆做茶叶生意，意外邂逅万连卿。多年以来，万连卿第一次听到有人说通城话，感到非常亲切。他马上凑过去操一口非常蹩脚的通城方言和他们搭腔。结果一问，他们竟然是同一个村庄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离开家乡四十多年，在异域新疆见到家乡的亲人，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万连卿更是老泪纵横。

林国贤从小就听老人们讲起过万连卿，也略知一些他的英雄壮举，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见他落魄成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掌握万连卿的思想顾虑之后，林国贤给他讲家乡改革开放的形势，希望他定居家乡，不再过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再说家乡人民对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一直流传不绝，称赞不已，一定会欢迎他重归故里的。

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万连卿的心坎里。几十年了，他无时无刻不是连做梦都在想着回家啊！听了林国贤的一席话，他马上在农场办理了迁移手续，跟着林国贤回到了阔别快50年的家乡。

回到家乡，万连卿受到家乡政府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乡政府没有让他回老家望湖村居住，而是把他安置在乡福利院。说实话，乡里的福利院收养的一般都是一些痴呆或有残疾的孤寡老人。万连卿不想和这些人为伍，觉得自己才60多岁，身体还结实，家乡待我这么好，我也不能成为家乡人民的负担。他要求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做，也表达一下自己对家乡人民的报答之情。乡政府领导尊重他的意见，安排他在乡里的养鸡场照看一下。

当时，万连卿每月由新疆方面寄给他五十多元退休金，乡政府每月也补贴几十元（到九十年代增加到100多元）。一个人生活倒也宽余，一日三餐白米饭，餐餐还可以喝上几盅米酒，这时的万连卿才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幸福生活。

1995年我到黄袍时，万连卿已经75岁了。乡政府早就不再安排他做事，而在乡财政所给他安排一间房住宿，一日三餐安排在乡政府食堂。我和他同吃一锅饭，天天在一起会面。加上我对八百壮士早就崇拜不已，总想找机会结识这位老先生。现在有了这样好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

我发现老人家虽然七老八十了，但身体很棒。一餐可以吃四两半斤米饭，晚饭后还可以用铁皮桶提一桶起码四十斤重的热水回去洗澡，年轻人都感觉到吃力，可是老人家却天天这么提。尤其是从外表看，真正的鹤发童颜：满头银丝却面色红润，显得非常的健康。不过，细心观察发现，在其健康的外表掩盖下，其大脑在迅速老化——他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老人家喜欢一口酒，一般不喜欢别人提及过去那些让他心酸的往事，于是，我便隔三岔五地到乡政府食堂提点米酒，在小集镇的商店里买些花生米、兰花豆之类的下酒食品，到老人房间聊聊天，问问老人的身体状况，讲讲外面有趣的事情等等，只字不提往事。慢慢地接触多了，了解深了，话题自然就广了。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聊得高兴就喝酒，喝得高兴又聊天。老人家积压在心底的苦楚太多，往往喝到一定程度，提及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就要哭，并且是嚎啕大哭。当我为自己不慎引起老人伤心而自责时，他却停止了大哭，抹了一把眼泪，不好意思地说：“哭一场心里舒服多了。现在没事了，喝酒！”原来老人是借酒消愁，发泄一阵之后心里才感觉舒坦。后来我才知道，酒精是加快他向痴呆深度发展的催化剂。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采访了万连卿，并且与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一起在央视第一套节目“抗战老兵谈抗战”栏目同时播出，老人十分高兴。这晚，我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11月4日，是万连卿老人的生日。我记得他是75岁，但他说是80岁（可能是痴呆症引起健忘）。不管75还是80，反正这天是老人的生日，值得庆贺。

乡党委书记周成牛非常赞同我的想法。他决定，4号这天全乡干部放假一天，集体庆贺万老前辈的80大寿。我们估计，全乡脱产干部40来人，加上乡直部门一些干部职工和老人的亲友，一共不到80人，于是在乡政府食堂安排8桌酒席。我还为老人作了一副对联：“四行烟云传千古，八旬英雄春万年。”虽然不怎么工整，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然而，令我和周书记没想到的是，一到中午时分，祝寿的人络绎不绝，大大超出了我们预估的人数。就连邻近塘湖镇的肖文伯书记和林国贤镇长（就是原望湖的会计，后来招了干）等一批干部也闻信赶来。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也慕名前来祝寿，整个寿宴增加到了16桌。老人激动非凡，他说他这辈子没过过场面这么大的生日。当着众人的面，老人老泪横流，大口大口地喝酒，当晚又大哭了一场。

12月8日傍晚，万连卿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来交给我。我接过一看，是解放军作家陈立人写的一本书，题为《孤独八百士》。他对八百壮士的幸存者进行过采访，成书后给每位老人寄上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书赠万连卿老先生，并向抗战老战士致以敬意！陈立人1995.8.13。”

我一看便对老人说：“这是写你们八百壮士的书，又有作家亲笔题字，很珍贵的，你要好好保存啊。”万连卿却说：“我没什么文化，又这大年纪了，留着也没用。你看得我起，又对这事感兴趣，还是你留着有些用处。”这么珍贵的东西他信托于我，我真有些受宠若惊，倍加珍爱。但是我要求他在作家题字的下方也题写几个字给我，他说，好久没摸笔，不会写字了，于是我用纸写好几个字：“李斌 留念 万连卿 赠1995.12.8”，让他照描下来。一直至今，我把这本书连同我和万连卿老人合影的几张照片珍藏在我的密码箱里，自己常拿出来读读，但是一般的人连借都不会借的。

1999年初，由于万连卿的老年痴呆日益严重，他外甥女将他接回老家望湖村赡养。我上山去看过他几次，感觉情况不是很好。

有一次，我买了一些黑芝麻糊去看望他。我用冲好的芝麻糊喂他，他连说“好吃，好吃”。我见他一直没有喊我，便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说认得。那我叫什么？他停止了吃芝麻糊，歪着脑袋想了好一阵子，想不起来。当我提示一下：“李”字时，他马上叫了出来：“李队长”（他叫惯了李队长，一直改不了）。

2000年元月，我调回县城工作。由于工作较忙，一直没空去看看老先生，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他，总想有机会去看看。

约在2001年七八月间，黄袍有位老同事在路上碰到我，告诉我说，万连卿老先生已于5月去世了。听到噩耗我如雷击顶！一年多没见面，他老人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没见上最后一面，没为老人家送送行，这将是我的终身遗憾！

然而，来人还告诉了我一件原来我一直不知道，但知道后令我更加震惊、终生耿耿于怀的事情：

2000年中秋节前夕，我乔迁新居，不知万老先生怎么知道了这事。那天一早他抱一只老母鸡，从黄袍搭车赶到县城。下车后他也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满街逢人便问“李队长家住在哪里”。偌大的一个县城，谁知道那个“李队长”是谁？更别说“李队长”的家了。从上午问到下午，一直没找到我家，最后仍抱着母鸡回到了黄袍。也许他往回走时有些失落和遗憾，但我知道此事后却是一辈子的自责！我为没能见上老人一面而内疚，为没能让老人家在我家住上一阵子，在县城玩上几天而抱憾终生！每每想起这些，我鼻子就发酸，不禁潸然泪下！

2009年清明，我和几位朋友筹钱将万连卿及其父万顺富烈士的合棺墓修缮一新。墓碑上冠名的是：“革命烈士万公顺富”和“八百壮士万公连卿”。墓两旁是我作的一副对联：“土地革命创伟业，淞沪会战传英名”。

看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和父子俩的英雄事迹，和万连卿相处的日子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展现，历历在目。我思绪万千，欲哭无泪，只能敬一炷香，响一挂鞭，鞠三个躬，寄托自己无尽的思念之情……

万老先生永垂不朽！八百壮士精神永存！

2015年8月13日，上海举行重建后的四行仓库纪念馆开馆仪式，通城籍八百壮士的亲属代表和八百壮士研究人员以及县里的相关领导应邀赴沪出席开馆仪式，我也被邀随行。

9月1日，我又返回上海，到了四行仓库参加沈虹光老师的赠书仪式。

沈虹光，湖北省文联原主席、国家一级剧作家。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她在通城调查、收集、采访八百壮士资料一年多时间，写出了纪实文学《壮士无言》，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参加了沈老师的赠书仪式，并将由我任副主编的一本有关于通城籍八百壮士的书籍——《家国忠魂》和电视纪录片《通城与八百壮士》赠献给纪念馆。

4日，我刚从上海回到家，就接到谢继民老先生发给我一条微信：万连卿的女儿美云已找到，她患癌症住院，你与张建文联系，电话号码……。

看了微信我满头雾水：这个谢老，要是早两天告诉我，我还在上海，也就可以去看看万连卿的女儿啊！可现在刚刚到家，不可能掉头又往上海跑吧。再说，“张建文”是谁？他与万连卿以及“美云”什么关系？

怀着一团团疑问，按照谢老提供的电话号码，我试探着给张建文打了个电话。通过与张建文的交谈和了解，我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与去脉：

原来，张建文就是八百壮士张青轩的儿子，出生于1954年，张美云自然就成了他姐姐。

张建文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家和其他壮士一起住在谢团长夫人凌维诚家附近。谢继民年长他18岁，是看着他长大的，他也一直叫谢继民小叔叔。后来到“文革”期间，他们先后分开了，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71年，17岁的张建文被下放到安徽含山县骆集公社，当时全公社有一百多名知青，他自知自己出身不好，又没什么背景，只有拼命干活来表现自己，争取一个好印象。好在当时的知青点负责人和公社领导都非常开明，对张建文的表现一致认可。终于于1975年将知青点上的第一个招工名额，安排给张建文进了马鞍山钢铁公司。

在马钢，张建文开过空压机、开过行车，做过炼钢工、爆破工，当过工段长和几百人的车间工会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他都拼命工作，出色完成每一项任务。因为表现出众，他获得了车间团支部书记、电焊姑娘李克珍的芳心并结成连理，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日子也过得美美满满。

2014年，60岁的张建文办理了退休手续。老头老伴都退了，儿子也从部队复员安排在上海工作，并且成了家，于是老两口也搬回上海居住。

在外地待的时间长了，再回上海张建文还真有一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一切都要重新熟悉，一切必须从头开始。所以对外面的事情关注也少，就连四行仓库纪念馆开馆仪式这么大的活动，他居然没有听说过！

因为抗战胜利7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不断地播出有关淞沪会战和四行仓库保卫战以及八百壮士的节目，谢继民自然在电视里频频露面。一看见谢老，张建文像发现了新大陆，大呼：这不是我小叔叔吗？！

经过多方打听，张建文总算找到了谢老的电话，他立马打了过去。

谢继民得知是张建文，询问了一下几十年离别后的大致情况以后，便问张建文：“你大姐美云还好吧？她的身世你知道吗？”

张建文告诉谢继民：“2005年，母亲去世的头一年，听母亲讲过，说大姐不是我父母亲生的，说她父亲姓万，湖北人，是我父亲的战友。但是我不信。”

“那是真的。”谢继民说：“她父亲是八百壮士万连卿，湖北通城人。”

这个时候，谢老给我发了那条微信。

通过张建文，我找到了万连卿女儿张美云的电话。因为她长我7岁，我在电话里称她大姐。在电话里，听得出大姐激动得有点结舌，他用浓厚的上海普通话跟我说：她今年67岁了，第一次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万连卿，第一次才知道自己是湖北通城人。她说：“难怪我小时候经常有大人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提到‘万连卿’这个名字呢，原来他是我亲爸。”

大姐还介绍，张青轩对她挺疼爱的，为了不让张美云下放农村，生怕她受苦，多方找关系把18岁的美云安排进了国营企业——上海禽蛋厂，而她下面的几个弟妹都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去了。现在想起来，养父真是用心良苦啊！

弄明了身世后的张美云一心想回通城认祖归宗，祭拜亲父。但是她动过手术，身体虚弱，天冷了出行不方便。我建议她到了来年清明节再回来，一是天气变暖了，有利于出行；二是清明祭祖，更有意义。大姐也觉得有道理，但是隔不了一两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来时重复一句话：“李斌弟弟呀，今年的清明怎么来得这么慢哪？”

可见大姐归心似箭！

2016年3月下旬，眼看清明节就要到了，结果张美云病倒了，说是心脏有问题，要做搭桥手术。电话里大姐急得哭了。医生了解情况后十分同情，积极实施手术，抓紧治疗，确保大姐一周内出院，并保证能安全出行。大姐这才转泪为笑。

4月3日，在谢继民夫妇、张建文夫妇以及八百壮士唐棣之子唐仙多陪同下，大姐携带儿子、儿媳、女儿、孙女举家乘高铁直达岳阳东站。我和万连卿义女、塘湖财政所葛晓玲以及湖北日报记者蒋绶春乘坐县政府接待专用中巴到岳阳高铁东站迎接。

虽然之前我只见过谢继民，但是，他们一行刚到出站口，我一眼就能认出美云大姐和张建文他们。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就像久别重逢的姐弟，我与大姐紧紧拥抱着。

第二天，从省城专程赶来的沈虹光老师、湖北科技学院丁一教授和县委统战部蔡琦部长、副县长喻玉平等县领导以及上海来的客人到塘湖镇望湖村八百壮士万连卿的墓地，陪同张美云认祖归宗，为父亲扫墓。

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好像老天也被人们的情绪所感染。湿润了的黄袍山特有的黑土格外粘鞋，一步一滑，但丝毫不影响人们行进的脚步。

墓地前，大家向万连卿及其父亲万顺富烈士三鞠躬之后，张美云和张建文姐弟俩跪在墓前的泥地上，不断地磕头。

张建文扶着大姐的肩，对着万连卿的墓碑说：“爸爸，今天我可把大姐好好地交给您了！”这是张建文代表父亲张青轩向老战友信托的一个交待。

在通城县有关领导、省市县文史专家和上海来的壮士后人的座谈会上，人们踊跃发言，亲热交谈，亲如一家。

湖北科技学院丁一教授说：“我们要大力宣扬八百壮士的民族大义，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

沈虹光老师说：“我们的职业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一说八百壮士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意纪念他们，愿意来参加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复兴中华民族，要圆中国梦，我们就感觉到中国人需要一种精神，我想八百壮士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谢继民老先生说：“通城应该把八百壮士作为历史名片，作为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弘扬、宣传。一句话：常回家看看，通城是我们八百壮士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