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线上执行任务的队伍为湘鄂赣省委西北军分区武装交通大队，简称红色交通大队，对外不公布番号，直属省委领导，全员编制164人，分三个中队，队员清一色的短枪便衣，绝大部分是从通城苏区选拔的优秀战士。他们接受的任务都是机密而紧急性的，只有一两位干部进入省委或军分区接洽。执行一般性任务，以一个中队的战斗序列进行，基本上在山上宿营，较少居老百姓家里。大队长黄杜芳、政委黄吉民是兄弟俩，江西铜鼓人，打铁出身，武艺高强，五六个人不能近身，投入战斗时双枪齐发，敌人闻风丧胆。从1933年4月至1937年9月，黄杜芳、黄吉民就带着这支队伍，穿越湘鄂赣，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护送首长、伤病员，传递文件、钱款、武器弹药以及保卫后方机关、筹集粮款等艰巨任务，留下了无数传奇故事。
红色交通大队的活动规律是昼伏夜行，白天在山上潜伏，晚上执行任务，中途还调查研究地形地貌、敌我情形、村落贫富程度、生产生活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对贫苦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对顽固的反动分子进行告诫。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与沿途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红色交通大队的给养，靠自身在交通线上打土豪和消灭敌人解决，各种筹集和缴获，一部分上交省委、军区，一部分接济沿线困难群众。红色交通大队接受任务后，不论风吹雨打、霜雪交加，还是敌情如何严重，都千方百计、毫不犹豫地去完成。特别是严冬季节，经常是大雪纷飞时潜伏在森林里，有时身子被雪掩埋，掉在雪沟里，爬不上来，只好搭起人梯，一个拉一个，不使同志掉队。走到三叉路口时，后头的同志要把雪扫平，不留任何痕迹。
红色交通大队在近5年的战斗历程中，三个中队轮流每月走三次，从湘鄂赣省委到西北军分区、鄂东南根据地来回约200次，多次护送陈寿昌、傅秋涛、钟期光、江渭清、秦化龙、张藩、黄加高、黄耀南等重要领导过境。
经过艰苦努力，红色交通大队在四条交通线上发展了12名党员和11名团员，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党支部书记刘自美（塘湖咀背村人）、党支部副书记黄苏仁（平江人），团支部书记胡建丰。党、团支部对内负责队员的思想工作，对外发动群众，帮助交通大队侦察敌情。由红色交通大队定为宿营地的基本群众，忠诚可靠，机智勇敢，他们与红色交通大队同生死、共患难。不管敌情多么紧张，敌特活动多么频繁，只要红色交通大队一来，家家都是男女老少人人出动，帮助张罗住宿、站岗放哨、采买食品、护路带路。当敌情紧张、家里不能宿营时，就护送红色交通大队上山宿营，由他们送饭、送水、送情报。按照交通线的纪律，红色交通大队与宿营地群众联系时，一律采用暗号，才会开门。走在路上碰了头，没有暗号，群众也决不会与红色交通大队接交，避免鱼目混珠。
1933年初秋，红色交通大队从黄金洞湘鄂赣省委驻地出发，护送西北工委书记江渭清回药姑山，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反围剿的指示。这天，住在交通员黄龙山张立生家的红色交通大队正准备晚上起程时，突下瓢泼大雨，只能推迟出发，准备第二天晚上再走。不料，侦察员在第二天上午10时侦悉，麦市有10多个“挨户团”兵丁朝黄龙山张家屋场大摇大摆走来。在五里路外放哨的交通员进来报告说，挨户团丁已到了马路边了。红色交通大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江渭清沉着老练，找来张立生一起商量，张立生认为，从人数看，可能是来催捐讨税的，不像来清剿的。黄杜芳大队长说，侦察哨现在还未发现敌人有后援兵力，消灭这10来个人不是问题。但为安全起见，决不主动开枪，这样可以保障首长、房东和交通线的安全。这时，团丁陆续走进院子，大模大样地坐在堂屋里，大大咧咧地喝茶谈笑。张立生和和气气地接待，如数奉上捐款，这伙团丁喝完茶拿着钱屁颠屁颠地走出了大门，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1935年10月，红色交通大队护送鄂东南革命根据地负责人黄加高去西北军分区与江渭清会面。他们从平江走到通城鲤港仙鱼台（现八燕渡槽）南面山上的一个交通点，当夜十一点多钟，红色交通大队正准备出发，突然四面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原来，“挨户团”侦悉了红军要从这里路过，调集了80多人枪包抄交通大队，短兵相接，战斗激烈。交通大队住在两间上下交错的小屋里，大队长和政委当机立断，利用地形，形成交叉火力，上屋掩护下屋的同志撤退，一个班保护黄加高同志安全转移，然后集中火力向挨户团开火，又点燃两挂鞭炮迷惑敌人。“挨户团”摸不准红军到底有多少人马，不敢恋战，主动撤走了。交通大队立刻马不停蹄地转移，把黄加高安全护送到了西北军分区。
1936年冬，红色交通大队一中队由西北军分区的药姑山根据地护送一批重要干部和文件到省委驻地黄金洞。刚刚住进黄袍山徐家窝棚时，突遭县保安团葛皇甫部袭击。葛部兵力一个整连，100多人装备完整，兵力是一中队的一倍。正在危急之时，县苏维埃派红九大队刘永康为首的60余人枪增援，双方在战场上东西策应，迂回包抄，使葛部剧烈减员，战斗相持一个半小时后，仅剩四五十人枪的葛部不敢再战，撤向塘湖城墙山。在这次战斗中，一中队5名战士和黄袍山苏维埃交通员黄柱山（黄袍大窝人）英勇牺牲。一次红色交通大队路过黄龙山，得到县苏维埃情报，麦市大地主葛贵昌要到幕阜山一峰尖大庙拜佛。红色交通大队当机立断，派二中队急行军50里，在半路上捉住葛贵昌，限其家属三天内交出500银元、40匹布、300斤食盐和一些西药。葛贵昌家属为了保命，只好按照要求按期将上述物资送到何葛塅的保人、富农何干仁家，解决了红色交通大队的给养。
红色交通大队不仅长期担负着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物资的任务，还担负着保卫后方机关的安全。1935年8月，敌人大举进攻苏区，高喊“车干塘里水，活捉塘里鱼”。这时，红十六师转到外线作战，军区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和地方机关都在复兴地区。红色交通大队接到省委、军区命令，要求坚守复兴大山，保卫后方机关、工厂的安全。红色交通大队决定进行坚壁清野，把所有工厂人员、物资、机器以及医院伤病员和群众都疏散隐藏到大森林里，只带干粮，偃旗熄火。同时，派出潜伏哨，一旦有异常情况，立即发出预定讯号，还派出少量兵力在外线侦察巡视，集中主要兵力策应保卫。第三天下午，国民党军一○八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加上地方“挨户团”、保安团等2000余人浩浩荡荡从虹桥镇出发，向药姑山中心根据地进犯。先头部队是“挨户团”、保安团和叛徒特务，一进山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把二三十里的老根据地纵横扫荡了大半天，不见一个红军的身影。下午四点多钟，敌两个团的大部队无功而返，经大方门、铜锣坝、彭家洞、月形坝收队回防。后卫是一个排的东北兵，地形不熟，行动迟缓，押着300多民伕挑着粮食、物资，前后脱节一二十公里，红色交通大队见状，决定放走敌人主力，消灭这个行动迟缓的押粮队。于是，由一中队长带一个班插入敌前的月形坝截击，政委黄吉民带三中队作掩护，大队长黄杜芳带一个尖刀班，将敌拦腰截断。一声号令，三队同时开火，并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叫运粮的民伕赶快逃命。突遇强大的火力打击，敌人不知所措，跪地求饶。不到半个小时就全歼了这个排，缴获300多担大米、十几副伙食挑子。这次伏击战之后，兵工厂、被服厂等相继开工，药姑山根据地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期间，在通城县城，有一个以开展印刷业务为掩护、实际上是党的重要交通站、商号为“古罗石印”的地下印刷厂。该站设在南门，工作人员白天刻字和承印民间一般表册，夜晚外出进行宣传活动，有时开夜班印刷革命文件和传单。党派来的主要地下交通员江某（平江人，后不知下落）发动了当时的通城县商务会会长、寓居通城的同乡会会长彭振卿主持地下活动。彭交结广泛，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和印刷活动。后被人告密，国民党右派借故搜查，未获任何“罪证”，不久交通员潜离，党组织撤出，彭与党失去联系。1935年，彭因印刷抗日统一战线内容的文件，被捕入狱（监狱设原“考蓬”），关押两个多月，后由湖南同乡会具押保出（彭于1943年9月去世）。该“石印店”有正式工人7人，当时被称为通城“四大金刚”之一的邓世全，曾为之书写过石板字。
西安事变之后，湘鄂赣红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8月间，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确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9月，湘鄂赣军区的红军部队在傅秋涛的领导下，进驻平江嘉义镇。红色交通大队和西北军分区所属部队一起，在江渭清等的带领下，由药姑山来到嘉义，与军区部队会师，改编为新四军抗日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湘鄂赣省委西北军分区红色交通大队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任务。
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有一位有名的红色交通员冷日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冷日生是江西省修水县月塘乡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修通县委财政部长、救济会主席、苏维埃主席等职务。他以补碗为掩护，负责通城、崇阳、蒲圻、通山、平江五县地下交通工作，及时传递各类情报，为这条交通线的畅通作出了贡献。
来源：通城县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