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翘楚的翘（楚天都市报人文副刊）
李斌和八百壮士万连卿（本期微信所有图片均由李斌提供）
壮士无言 沈虹光著
四 发现万连卿
万连卿是谢晋元团长的勤务兵，抗战胜利后受到嘉奖擢升，名册上的军阶是上尉。
发现万连卿是1979年8月，在车排子。
车排子是个什么地方？遥远得很，那是新疆戈壁滩边上的一个小镇，乌鲁木齐往西去，古称沙喇乌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此设军台，光绪六年（1880年）设驿站和营塘，是犯了案倒了霉才去的地方。再往北一点就是克拉玛依，“茫茫的戈壁象无边的火海，”“你没有草也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脍炙人口的《克拉玛依之歌》第一段唱的就是它旧日的景象。要不劳改农场怎么搁在这儿呢？你想跑都跑不出去。
年轻的万连卿精力过人，特别能跑，被日军监押到南京孝陵卫做苦役，他跑了；碰上了新四军游击队，听说是四行壮士，诚恳地挽留，他也婉拒。拿着新四军给的八个铜板和路条，由丹阳、溧阳、广德一路跑，跑到了驻上饶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国防部接到报告，命令三战区就地安排这些壮士，万连卿不服从，央上饶的宪兵拦车，爬上车继续跑。到了广东韶关，九战区司令部又要安置，他仍不肯停步。跑到桂林再到柳州，辗转贵阳，终于跑回了驻扎在重庆的第八十八师留守处的大门。回来了就该停下吧？不行，日本鬼子还没有赶走，马上又跟着陈明仁的部队赴缅甸作战，从云南宝山到狼桂至芒市，一直打到中缅边界的畹町。他显然能力出众，回师收复柳州、桂林时，就被调到军部参谋处当组长了。
直到日军投降他才收住了脚，在上海找到谢晋元夫人凌维诚。谢夫人通过谢晋元的拜把兄弟上海北站铁路警务处长王少槐，给他谋了个铁路警长职务。他不跑了，找了个女人，还生了个儿子，想好好过日子了。没成想新政府建立了又要他走，这次是强迫，铁路警长这个职务让他成了战犯，由上海押到安徽，由安徽到甘肃酒泉，依次跌落，最终被送进了新疆大漠荒滩中的劳改农场，就是这个车排子，一待就是十八年。垦荒造田，看着车排子在他们的耕耘下一天天地多了绿色，成了一块小小的绿洲。
大赦了，可以跑他却不跑了。获得自由的他选择在地就业，作为农场职工干了两年，到年龄了，办理了退休，有足够吃喝的退休金，在车排子安度晚年，他很满足，日子很平静，直到这天早上在小饭馆，一声乡音把一切都打破了。
当时，他的一碗牛肉面都快吃完了，进来了两个客人，在旁边一张桌子落座，两个人说着话。声音零零碎碎传过来，是车排子从未有过的一种方言口音。他一惊，就像触电，“腾”地一下被击中了。他听清楚了，那两人说的是通城话。
他从不觉得自己软弱，四行仓库血战，“孤军营”煎熬，战俘营冒死逃跑，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对阵，我软弱？笑话。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硬朗，好汉一条。
然而，乡音击碎了一切，土崩瓦解就在顷刻。
我对李斌说，能否见一见在车排子说通城话的人。
很快，李斌就帮我请来了。
他叫林国贤，是县民政局的老局长，中等个，眼睛直直地看人，很有精神，不像已经退休的人。
听我问起发现万连卿，他说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居然在戈壁滩上碰到一个通城人，他也万万想不到。当时他还年轻，是黄袍公社望湖大队的大队会计。改革开放了，都在做生意，通城的茶叶做得非常火，茶贩子跑遍全国。他也做茶叶生意，东北/西北都跑了，现在跑到了新疆。到了乌鲁木齐还刹不住，还继续往西边跑，这就到了车排子。
我问林国贤，你怎么想的？怎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他有他的道理，那儿有建设兵团，他想向兵团推销茶叶。
推销了吗？
推销了，人家不要。兵团是国营，物质全是国家调拨的，茶叶都不需要自己买。可事前不知道啊，去了住在镇上，早上起来就去小饭馆过早。
万连卿平日都在农场食堂过早，两角钱一份吃得好好的，鬼使神差，这天突然想换换，这就到了小饭馆。听到乡音一晚上就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又来到小饭馆。
第二天林国贤却差一点不来了，那是他的同伴，大队民兵连长不想吃牛肉面了，说要换个地方。
幸亏林国贤坚持，说要换你换，我还是吃牛肉面，这才又进了小饭馆。这时，万连卿已经等候了一个小时。
论年龄，万连卿是长辈了，可他却恭敬地站着，很客气地向林国贤发问：你们是湖北通城的吧？
是啊。
他顿了一下，又问，有没有介绍信呢？
这就有点奇怪，要介绍信干嘛？什么人哪？看看面相又不像有恶意，就把介绍信拿出来。当时还是革委会，因为出省办事，林国贤开的是通城县革委会的介绍信。
万连卿认真看了，双手奉还，再问：到这里做什么呢？
卖茶叶。
通城有茶叶吗？
卖茶也买茶。林国贤解释着，心想这人好像知情啊，于是反问：你知道通城啊？
万连卿说，我去过。这时，他说的是普通话，一点通城口音也没有。又问你们是通城哪里的。
黄袍公社望湖大队。林国贤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往下那些小地方说了外人也不知道。
不料万连卿说他知道。
林国贤有些惊讶：你知道？
往下是夏家屋场，上去是普庵堂，再往上去，是万家。万连卿一口气说下来。
林国贤大惊，心想，碰到万家人了！因为那里只有独一个小塆子姓万，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便直截了当地问老人家贵姓。
免贵，姓万。
再问：家里还有人吗？
有堂兄弟，只记得小名，一个叫让让，一个叫团团。
嗨！林国贤一拍桌子：就是万家让、万家团嘛！
万连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那你知道万顺富？林国贤紧跟着问。
万连卿说，万顺富是我的父亲！
林国贤好激动啊，万顺富正是他非常崇敬的革命烈士，共产党通城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负伤被俘后，被葛皇甫活活拷打而死。听说万顺富有个儿子，仿佛是当了国民党兵，没想到时隔四十几年，在新疆邂逅。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又问林国贤，第一次见到万连卿，是什么印象？
林国贤简洁而肯定地回答：将军相。
一旁的李斌也点头证实：耳朵大，人中长，面色红润相貌堂堂。
他说往事吗？我问。
不说。
说想回通城吗？
也不说。可是说到家中兄弟的时候，他掉泪，背过身去。那时候没有纸巾，就拉起衣袖来擦。
回乡的事情是谁提出的呢？
是我。
你怎么会提这事呢？
林国贤说了一些理由，同情万连卿，尊敬四行壮士，尊敬万顺富，等等。但他又摩挲着额头回忆说，还不止是这些，还有很打动我的，你来得突然，李斌让我跟你谈谈，隔久了好多事一下子想不起来。
万连卿当时是很纠结的，林国贤分析给我听：一方面他想回乡，一方面又顾虑，父亲是共产党，革命烈士，自己是国民党战犯，劳改释放，回到家乡怎么说？其实小时候他当过共产主义儿童团长，国民党没抓到他父亲，曾把他五花大绑地带到县里。当时的县长叫贾廷申，见他年幼，人也机灵，不仅免他一死，还留在手下当了勤务兵。后来有人告发贾县长，罗列的罪名里就有“包庇匪眷”一条，“匪眷”就是万连卿。贾廷申心地善良，知道自己就要被免职的时候，就把万连卿送到了县保安大队，说你一个孤儿，到这里可以有碗饭吃了。
如今万连卿想回故乡，但又怕受到歧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回通城的是林国贤的一句话：你是“八百壮士”！
林国贤拍了胸脯：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给你办！谁知一回来公社这关就通不过。这是1979年，好多地方还“左”着呢。你说他是“八百壮士”，他说他是“国军”，不是“共军”；你说他是革命烈士后代，他说他是劳改释放犯。林国贤跑县公安局，还有当时的革委会，一个一个门里跑，每一个门里都要陈情申诉一遍，从1979年一直跑到1983年。
遥远的戈壁滩，那个叫车排子的小镇上，万连卿望眼欲穿，从送走林国贤的那天起就开始等待，天天焦心地盼着通城来信。
幸亏林国贤被“招干”了，当上了黄袍乡副乡长；幸亏新来了一个乡党委书记舒祖宁，听林国贤说起这件事，干干脆脆就一句话：接回来！
林国贤立即给万连卿发电报。
万连卿立即回电：回老家有出头之日了！
说到这里，林国贤荡开一笔，怀念起书记舒祖宁来了。这是个复原军人，豪爽，开明，文化只有初中，但爱读书，能言善辩，跟他一起工作就是那么痛快，干部群众都喜欢他。可惜六十六岁就故世了。林国贤守了他三天三夜，还给他烧了纸。
再说车排子也有个军人，是兵团政委，姓任，也豪爽，也开明，也是听林国贤一说就拍板，答应给万连卿办回乡手续，一应费用兵团承担。遗憾的是1983年接人时，任政委已经退休了，新来的政委说这是关系不是政策，不认账了。林国贤没有生气，也不计较，公家不报的费用他都自己出了，抗日壮士回家乡，得让老人家高高兴兴才是。
车排子这样一类的老人多，刑满释放，孤身远乡，有的遭遇亲人嫌弃，避之不及，都不相信万连卿遇到的美事。直到万连卿提着简单的行李道别时，所有的怀疑都变成了艳羡，都流了泪。林国贤到新疆接人，说好在乌鲁木齐会合。见面的时候，林国贤看到万连卿两眼还是红的。
由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北京，再转到武汉的37次，在火车上就开始喝酒。林国贤说，他和万连卿是酒友，37次列车卖的是武汉的黄鹤楼酒，一块八一瓶，晚上两人就在餐车上喝。
万连卿突然又担起心来，说，万一通城不要我，还要我回新疆呢？
我跟你一起回！林国贤拍着胸脯放出了豪言。
万连卿给林国贤续酒，感慨万端，这不是做梦吗？昨日北上，今天南下，一块五的牛肉面换来了后半生。
林国贤把酒瓶挡住，说喝不得了。
万连卿说，这酒一定要满上，你喝不完，我代你喝，今天一定要干！
林国贤说，他跟车排子那个任政委也能推杯换盏喝到一起去。
万连卿怕任政委不批准他回家乡，在饭桌边作陪时很紧张。谁知任政委大声叫好，说是叶落归根人之常情，对万连卿在农场的表现也是一个劲地夸奖，拿起酒瓶咕咚咚地给林国贤倒酒，杯杯都漫到了桌上，吓得万连卿在后面拽林国贤的衣角，说你拼不过他的。
火车到武汉，再换乘长途车到通城，抵达黄袍时，乡政府食堂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舒祖宁书记也豪饮，边饮边谈，说住房已经安排好了，铺盖都是新的。
我有我有，万连卿忙说自己带回来了。
舒书记手一摆，说回到家乡了，过去那点破烂就不要了！开始新的生活，这儿就是你的家，三餐饭也不用自己做，乡里有食堂，过去吃就是。
万连卿感动得语无伦次，说我不能光吃不做呀。
舒书记说，你放心，给你安排了工作，养鸡场场长！
真的当养鸡场场长啊？我问。
林国贤说，乡里反正要搞接待的，买了五百来只小鸡，让他看着他不就是场长吗？也是搞个名目给他一点生活补助。有领导有客人来了，就杀几只。万连卿很负责，看见客人来了，就主动请示，在后面把林国贤的衣角拽一拽，手掌比作刀做杀鸡动作，杀不杀？杀几只？几乎是从半斤大小就开始杀了，长到两斤半左右，五百只鸡就吃得差不多了。
在上海当警长的时候，不是有个女人吗？一劳改女人就离开了。儿子还在上海，回通城后联系上了。他要儿子过来，儿子不来；儿子要他过去，他不去。儿子说，那就不要怪我不孝了。他说，行，我不怪你。从此没了来往。儿子也没入万氏宗谱。
万连卿的小屋在黄袍乡财政所楼下，小院子，有一口水井，后门外是菜地，清清爽爽的。财政所说，你就给我们看大门吧。其实，大门哪里要他看呢？话说得让他高兴。通城是深受日本鬼子祸害的地方，对打日本鬼子的“八百壮士”家乡人非常敬重，都认这个英雄！连乡政府食堂的大师傅都对他好，给他打菜，一勺深深地挖下去，满满地舀了扣到他碗里。晚上洗澡食堂也有热水供应，一只大桶装了，他提起来就走。
当时的黄袍乡财政所会计葛小玲，住在万连卿楼上，她说老人家性格好，她的两个孩子管他叫爷爷，特别是儿子，不到一岁就是老人家照顾，几乎就是在万爷爷怀里滚大的。家里有好菜孩子们就要喊爷爷来吃。葛小玲调到塘湖乡后，万连卿每个星期都要乘车去塘湖，人家问他上哪儿，他会说，去看看孙子。
犹如和林国贤接力，林国贤调走，李斌来了，又成了万连卿的酒友。他是奔小康工作队队长，听说有个四行壮士，很仰慕也很好奇，想听故事。万连卿却什么都不说。晚上，他就买点花生米，拿着酒到老人的小屋里坐一坐，一来二去，不是酒友也成了酒友。老人家喝了酒会嚎啕大哭，话也多起来。
开始是东一句西一句，没头没脑，比如他说“啊衣马衣”，又说打乒乓球。什么意思呢？慢慢问，问问就清楚了。原来“啊衣马衣”是日本军曹，军曹带一班日本兵在孝陵卫负责看管做苦工的壮士们。
这里是明皇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地处南京紫金山南麓，陵墓大门外东侧有卫戍部队驻守，孝陵卫因此得名。日本人在这里设了个轮训下级军官的战地学校，万连卿就在这个学校割草喂马，打马掌。得知他们是“八百壮士”，日本兵伸出大拇指夸“大大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日本兵有时要到几十里远的汤山演习，万连卿会被押了去喂马，一去几天，他是有机会逃跑的。但壮士们有约，能生就生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处，个别人的私自逃跑反而会激起日军对大伙变本加厉的迫害，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发生过。
万连卿暗暗地等待时机。终于，一天晚上，电网未通电，机会来了。一共八个“壮士”，除了万连卿，还有一个通城兵黎时德，几个人秘密商议，决定分散行动，在预定的地点集中，带上谢团长像章和四行孤军的毛巾做身份证明，一起去重庆找八十八师。
万连卿乒乓球打得好，“啊衣马衣”常找他打球。这天晚上，万连卿便去跟“啊衣马衣”打球，那七个人趁机溜出。估计都逃得差不多了，万连卿假称要上厕所，骗过“啊衣马衣”也逃出了孝陵卫。
幸亏林国贤和李斌这些酒友，记下了一些万连卿亲口叙述的材料。历史没有细节是概念的，也是不真实的，可是细节又最容易误讹，比如我在一则报道中看到，万连卿从孝陵卫逃出后，遇到新四军游击队，分手时新四军给万连卿开了路条，还给了他三百块大洋。我先采用了这则材料，给李斌看初稿。李斌说绝不可能，万连卿他们一起逃出了八个人，一人三百块，八个人就是两千四百块，新四军有这么多钱吗？可能吗？我知道错大发了。那么到底给了多少钱呢？李斌就告诉我，万连卿跟他说过的，新四军给了他八个铜板，八个人每人八个，八八六十四。
哦，这就比较合理了！我说李斌，幸亏你跟万连卿喝酒，喝出了好多第一手材料哎。
他说，那是啊！
李斌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万连卿过生日。其实万连卿也说不清楚自己准确的岁数，他说他八十了，李斌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到，但他没有说破，八十就八十，八十是大寿，要做就做吧。
几个乡领导都说好，马上让食堂准备酒菜。没想到乡机关的人全来了，连下乡的干部都赶了回来。林国贤不是调走了吗？也跑了回来，那边新单位的年轻人听说也热热闹闹地跟了过来。原来准备了八桌，结果开了十六桌，乡政府食堂摆不下，就在财政所摆，都举着酒杯给抗日老战士祝寿。那是老爷子最高兴的一天。老泪纵横，酩酊大醉。
陈立人的《孤独八百士》出版后，给他寄来一本，题了字：“书赠万连卿先生，并向抗战老战士致以敬意。陈立人，1995，8，13，”。
万连卿坐在乡政府院子里，看见李斌，叫过来，把书给李斌，说送给你。
李斌说，这是给你的。
万连卿说，我不会看。
李斌说，那你给我写几个字。
万连卿说，我不会写。
李斌便在纸上写了“李斌留念，万连卿赠”，让万连卿照着描。
万连卿描得不好，或许是老了，手发颤。他在“孤军营”时是学过文化的。在新疆等候回乡时，与林国贤通过信，他的信是竖写的。林国贤给舒祖宁看，舒还夸他的字很漂亮。
我翻资料，看到某报剪下的一篇回忆文章，是万连卿的口述，记者代笔。那时的万连卿记忆力惊人，如在四行仓库，一次打退了日军进攻，几个战士杀得兴起，在班长的率领下冲出去追击，后来三个战士牺牲了。班长是安徽籍，三个战士是通城籍，四个人的名字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在“孤军营”时，上海市民来慰问，有女学生给壮士们演戏，还指导“孤军营”成立话剧组。其中有三个姓叶的女生，两个是亲姊妹，并称为“叶氏三小姐”，三个女生的姓名他也都记忆犹新。更令人惊讶的是，“孤军营”开运动会，获得跳高第一名的是谁谁谁，跳高成绩是一米几几，这样的细节他都能记得。多了，不一而足。回忆文章的落款是1995年7月。
很快，脑子说不行就不行了。他只有一个妹妹，去世了，外甥女就把舅舅接到家里照顾。
李斌去外甥女家看他，问他，我是谁？
他摇头，说不认得。
李斌说，我姓李。
他立即说，李队长！我记得你！
李斌把带来的黑芝麻糊冲给他吃。他说好吃。
一晃几年。已在县城工作的李斌碰到黄袍乡熟人，问，万连卿怎么样？
熟人说，走了两年了。看李斌怅怅的，熟人又说，我要说一件事，你还要不好过。
什么事？
你搬了新房是不是？熟人问。
李斌说，是啊。
熟人说，万连卿听说你搬了新房，抱了只老母鸡到县里找你，要祝贺你。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也不晓得你的单位，他老人家都不晓得你叫李斌，到处问李队长。县城这么大，哪个晓得李队长？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老人家抱着鸡又回去了。
李斌是个快活人，嘻嘻哈哈的，那天跟我说到这件事，声音哽住了，眼镜片子里面泪光都出来了。
万连卿是2001年在外甥女家去世的。
万连卿的父亲当年牺牲在麦市，有个坟茔。1983年万连卿回乡后，把父亲的坟茔迁回老家黄袍，立了一个小碑，很简陋，几个字是用树枝在未干的水泥上抠出来的。万连卿去世后葬在父亲身边。2009年清明节，李斌和朋友们一人出了一千块钱，郑重地给他们父子修了一座合葬墓，打了体面的墓碑。左边是：万公顺富；右边是：万公连卿。左联：土地革命创伟业江山永固；右联：淞沪会战传美名英烈长存。
差不多弄好了，突然发现没有横额。李斌赶紧到旁边人家要了双筷子，夹了坨棉花蘸墨汁写了“流芳百世”几个字，请石匠凿刻。石匠正好带了工具，马上就打好了。
修墓立碑都拍了照片，李斌把照片挂到网上，看的人挺多。
八百壮士樊城
樊城在通城
五 谢团长与每一个士兵敬礼、握手
黄埔出身的谢晋元挑选勤务兵，一定先目测过的，周福其和万连卿一样，也是高大英俊相貌堂堂，他也是谢晋元的勤务兵。
老年的周福其也没有衰朽，用胡志全的话说，周爷爷白发白髯仙风道骨，腰不弯背不驼，还在山上采药，看他那身手矫健的样子，就是有一股子仙气。胡志全身高一米七，说九十岁的周爷爷比他还高一块。想象年轻时代的周福其，一身军装，高大挺拔地护卫在自己的团长身后，很威风的。
年轻的周福其也敢拼命。进驻四行仓库时，是他与三个战友端着轻机枪殿后，边打边退，阻止了日本人的围追，让部队顺利进入仓库阵地。成了战俘在安徽宣城的溪口挖煤时，日本人隔不多远就是一挺机枪架着，戒备森严，又是他鼓捣战友合力反抗，谁谁谁抢机枪，谁谁谁杀鬼子，密谋后一拥而上。两个鬼子被杀掉，一个跳河跑了，他和战友们扛着抢来的机枪成功地逃离。这样的兵谁不喜欢？谢晋元可没有看打眼。
胡志全和李斌带我去大溪探访周福其的旧居。
沿着山沟往深处走，两边坡上植被越来越浓重厚密，空气也越来越清新湿润。山径蜿蜒，非常静谧。胡志全和李斌说，再往深处去还有溪流湖泊，有大溶洞，美得很，通城人想在这里建湿地公园，已经立了项。
看不出这样秀美的地方出还过许多兵——大溪现属四庄乡，原叫清水乡，周福其生前说，参加四行仓库战斗的清水乡人有四十多，他能报出许多人的名字。
名册上他叫周福，那是刚去时长官来点名，他碰巧上厕所去了，长官问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战友回答说，好像叫周福什么的。长官就写上周福。写上了就不好更改，以后就叫他周福。回到通城老家才恢复原名。
回来就低眉顺眼，跟胡梦生一样，他也绝口不提往事。通城壮士多，在街上搞不好会碰到，碰到了也装作不认识，不打招呼，头一低走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头来，此时生死与共的壮士们已然凋零，很难碰到了。
就他还活着，爬山攀岩采草药，练得腰板挺直腿脚灵便，鹤发童颜。
2005年8月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上海筹办淞沪抗战暨四行保卫战纪念活动，《新民晚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有“唯一健在的‘八百壮士’某某某”云云。一个在广州打工的通城青年看到了，给上海的报社去电话，说不是“唯一健在”的，我们通城还有一位呢！他说的就是周福其，打电话的青年就是胡志全的二哥。胡家后代与爷爷的战友周福其多有来往，胡志全结婚时，还请周爷爷来吃了喜酒。
上海方面的记者立即赶到通城，来到大溪采访。
记者提问，孤立无援地血战时，您怕不怕？
老壮士笑道，不怕，怕也没有用，只有死守。
日本人每天三次、每次九架飞机轰炸，还有装甲车和机枪轮番进攻，大伙只能轮流喘息一会儿。他是四天四夜没有合眼。出去接米饭的战士牺牲了，米饭洒了一地，整整三天粒米未进。
上海市民就送食品，罐头，面包，什么都有，堆在仓库里足有一米高。
终于做出饭来，三大锅米饭，一锅黄豆。
吃得那个痛快！吃饱了，点亮了用饭碗自制的油灯，谢团长说，要跟弟兄们互相认识一下——周福其说的这个细节跟前面提到的点名一样，都非常真实，匆匆忙忙上阵的，火车拉到上海就开打，谁是谁还没有搞清楚，打得昏天黑地，谁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即使通城兵之间也不一定认识周全，听口音知道这个那个是通城老乡，但名姓都说不上来，现在有个小间隙，可不是得认识一下吗。
谢团长举着油灯来到士兵跟前，从排头走到排尾，又从另一个排尾走到排头，认真地注视，与每一个士兵敬礼，握手。
然后，谢团长说，各位都有亲人，有家小，要留什么话，都写下来，本官保证派人送出鄂去。每个人都要写。
后来，大伙的遗书遗物装了满满的一麻袋。
周福其不识字，信是请人代写的。记者问他写了些什么。他不好意思地说，无非是些宽慰父母的话，时间长了，想不起来了。
但他记得织袜子的方法，那是羁困在“孤军营”的时候，谢团长组织他们学的。
谢晋元这个团长好难当啊，男儿宁当格斗死，被铁丝网圈着，牲口似的屈辱，枪都被人缴了，还叫什么军人？几百个兵，生生猛猛血气贲张，压抑日久也要出事的。他想率大家冲出“孤军营”的囚禁，通过上层政治谈判让战士们归队是上策；下策是鱼死网破不惜代价地暴动。他一夜一夜无眠，给蒋师母写过信，上策下策都写了，请求蒋师母转呈蒋校长。
蒋介石的回电却是“尚望忍受一切艰苦，以维国家荣誉”。
何应钦也来电维稳，“尚希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这些他都不能对战士们透露，他是个赤心事上的人，一片孤忠，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把天大的事儿自己扛，周福其看到的谢团长总是和蔼可亲的。
谢晋元是广东人，早年考入国立广东大学，却中途肄业，为什么呢？原来他转而投考了黄埔军校。这是1925年，正是国民革命蓬勃兴起的年代，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进入抗日战争的谢晋元已是中年人了，对待士兵们像兄长也像父亲，他说，抗日不是一天的事，你们年纪大了，当团长的应该对你们负责。他在“孤军营”办起了工厂，要让士兵们学得一技之长。
“孤军营”生产肥皂、袜子、毛巾、筐子、藤椅等产品，上海的爱国工商业家都廉价地提供机器和原料。两个战士一台织袜机，每天工作两小时，任务是完成二十双。织出的袜子印有“孤军营”、“八百壮士”、“四行孤军”的商标，销路很好。
谢晋元还办起了学校。他知道教育普及的欧美国家，征召的士兵入伍后，会采用补助教育。中国教育落后，士兵中文盲不少，更应该进行识字等基础教育。他请来复旦和交大的大学生担任教员，自己亲自做校长，不论官兵一律先测验，根据成绩分班。周福其被分在乙班。大学生们崇敬壮士，但课堂教学很严格，并不因为学生们是壮士而放松功课。课下他们关系融洽，壮士们尊敬教员，路上遇见都会行军礼。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一小时，课目有历史，地理，语文。
按照谢晋元的治军理念，还对士兵们进行了待人接物、礼貌举止、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文明培训，周其福的中草药知识也是在“孤军营”学习的，日后的几十年中，他采药卖药在乡间行医，依靠“孤军营”中学得的技能度过了艰难而漫长的人生。
周福其旧居的邻居大娘很热情，摆开小椅子请我们坐，拿出红薯干给我们吃，聊天时我问，周福其给人看病吗？
大娘说，看的。
医术怎么样？
大娘拍拍自己的右小腿说，我腿疼，就是他看好的。
旧居是一幢颇大的宅子，天井也很大，一个个小门套着穿来穿去的，柱础也不小，很有些年头了，是周氏家族的老屋，当年也算气派的。属于周福其的只是宅子中的两间偏屋，还是倚着隔壁山墙搭盖的。现在已经卖掉，属于别人了，门上一把锁。
他没有亲人，有一个养子也住在十几里外另一个乡里，他去那边住过，最后还是独自回到大溪老屋。
站在老屋的天井边，转着脑袋四下打量，抬头发现高阔的堂屋顶上，粗大的横梁是焦黑的，明显被烧过，中间一截炭化得厉害，让人担心随时可能断掉。见我抬着头看大梁，邻居大娘就说，是日本人烧的！我很吃惊，日本人还跑到这么深僻的山沟沟里来了？邻居大娘说，来了呀，日本人来了的，好多房子都烧了。
通城这个地方挺倒霉的，北边是武汉，南边是长沙，就是个过兵打仗的地方。西边还有岳阳、常德，日本人要想打通恩施，逼近战时的中国首都重庆，也必须这里铺开战场。1939年9月14日开始，10月10日截止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赣湘会战，司令官就是侵华的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包括特种兵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十余万日军，采取奔袭攻击的方式，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鄂南就包括了通城，日军从通城发起进攻，回撤又盘踞通城。中国军队能让日本人来去自如吗？十几个师也开进通城，在各个山岭要隘布下防线，激烈的攻防，反复争夺生死鏖战不止一处。一位叫鲁道源的副军长（六十军）夺回了崩溃的九岭防线后，豪气地写下了“立马九岭”隶书，勒石为念。一位川军将领在苦竹岭也率部打了个漂亮的伏击，“大中华民国二十八年蜀人杨汉域率精卒五千大破倭寇於此”的刻石至今还耸立在山中。
中国军队了胜仗，老百姓高兴，高兴过后就惨了。日本人不能善罢甘休啊，肯定要报复嘛，这报复就落到老百姓头上，周福其老家那样幽闭的山沟沟都遭到焚烧，可见日寇的狂暴凶残。李斌说，小时候听老人讲日本人，就像听鬼故事，晚上乘凉围坐着，越听越害怕，最后都挤到大人怀里去了。
档案局吕杏庐先生给我一本《通城抗战纪实》，书中有“日军在通城暴行”录述，什么活人喂狗，人肉酱犒众，还把老百姓吊起来头放到锅里煮，一会儿就成了骷髅，诸如此类，都是骇人听闻的恐怖，看了几行就不敢看了，叫做不忍卒读。写这篇文章要用材料，想再翻一翻，还是看不下去。心理生理都受刺激。
周福其的亲人也都死在日本鬼子枪下，房子也被烧了。他没有父母，他是把谢团长当作父母的。父母都没有谢团长体贴，教给他谋生的技能和做人的道理。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谢团长是比亲生父母还亲的。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落成，盛情邀请周福其老人赴沪，胡志全陪同。九十岁的抗日壮士，须发雪白，身板笔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路天上飞地上走，人见人赞，无不称奇。
与周边一片片高大的现代建筑相比，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四行仓库实在局促落伍，据网上介绍，三楼还曾出租开了一家保龄球馆，六楼上辟出一块做纪念馆，也不算大。
在通城动身时，周福其嘱咐胡志全买个花圈，说到上海要献给谢晋元团长。
花圈在路上怎么好带呢？还要乘飞机，花圈怎么能上飞机？胡志全没有买。
到了上海周福其又催促，要胡志全去买。
胡志全哪里顾得上啊？人生地不熟的，上哪里去买呀？也没有时间出去呀，九十岁的周爷爷身边不能离人，里外联络办事都靠胡志全，一刻也走不开。
周福其惦记这事，快到纪念馆时又问，花圈买了没有？听胡志全说没有买，老人家不大满意。
胡志全来不及解释，欢迎的人们已经涌上前来，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场面热烈极了，摄像的拍照的也围满了。
老人开心极了，伸过来的手握都握不过来，长的短的镜头都对着他，就这样团团簇拥着进了四行大门。
一进门就看见了谢晋元的铜像。
谁也没有料到的，老人一下子就扑了过去，跪下了，放声大哭，说，团长啊，我来看你来了！
全场唏嘘，无不动容。
开头提到的那位游客，是通城的音乐人，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课余去四行仓库参观，拍了很多照片，一张张地翻给我看。谢晋元的铜像就在门厅里，是半身的，脸庞清瘦，军装军帽，表情严肃，体积不大。
看望谢团长后不到一年，周福其老人就辞世了。大家都觉得很突然。
胡志全说，上海方面曾希望周爷爷留下，说我们给你养老。可周爷爷还是想回家。回来以后，有一件事，让他不大开心。
什么事？我见胡志全停住了，就追问。
胡志全说，事情倒不大，就是上海给了他三千块钱，回来放在枕头底下，洗澡的时候就不见了。
哦——就在家里？
是啊，就在家里。后来他就去世了。
我们还去了老人的养子家，堂屋和偏房的地上桌上都摊晾着草药，跟着老人生活，养子也学会了一点医术。这天不巧，养子帮人办婚宴去了，没有见到。养子妻摆出小靠椅让我们在门口歇脚，喝茶。
一个邻居大嫂笑笑地过来看热闹。
我们便问她可知道周爷爷。
大嫂说知道，老人家很喜欢她，经常跟她聊天的。说着就说到老人有一个女儿。
我很吃惊，以为听错了，周福其不是终身未婚吗？
大嫂说，老人家在外面跟一个团长太太好过，生了个女儿。
团长太太？哪里的团长太太？我问。
大嫂说不清楚了，又说可能是师长，反正是当官的太太。“文革”的时候女儿来了，打听周福其，一问就问到老人跟前。老人说没有周福其这个人。女儿失望地走了。
这个故事很特别，不知真假，引发大家的议论和遐想。
老人有一幅放大了的照片，装在相框里，大家就拿到屋外借着天光端详，都好生感慨，说当年这也是个大帅哥，他不找女人，女人只怕都要找他的，有女儿也可以理解。
最后去看老人的墓地。山坡有点陡，要拽着灌木枝条才好往上爬。上去就看见墓碑，很高大，还很新，刻着“八百壮士周福其之墓”，落款是“特别行动小组，2009年”。
“特别行动小组”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寻找“八百壮士”的民间志愿者组织的。
我们烧了纸，放了很大一挂鞭。
墓地向南，隔一条沟，那边又是山。当地人说，要做官，就要对着两山之间的豁口；要发旺，前面的山就要一层层的才好。
我注意了一下前面，山是一层层的，层次还蛮多。
胡志全说，这墓地是周爷爷生前自己选定的。
青年周福其
2005年8月周福其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
六 仗是谁打的呢？
想多了解些资料，去通城之前做过功课，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一个帖子，2009年4月3日的，没有署名，帖子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说八百壮士中的湖北兵“缺乏训练，乌合之众”，“素质底下，鱼龙混杂”，“湖北媒体高调宣传湖北人在‘八百壮士’中的作用，是自寻羞辱”。最后一句更令我心惊：“杀害谢团长的凶手大半出自这支湖北保安团”！
我的心往下一沉。
李斌正在武汉，听说我又要去通城，便约好第二天跟我一起走。第二天一上车，我就把帖子的内容告诉他了。
李斌不笑了，一本正经了，沉了沉气说，缺乏训练是肯定的，突然拉上去的嘛，都是些农民，作为军人，你说他素质不高也可以。如果说是乌合之众，那我要反问一句：那四行仓库的仗是谁打的呢？
杀害谢晋元的凶手呢？是什么人？我不放松，紧接着盘问。
不是通城人。
有材料证明吗？
我问过万连卿。
你怎么问的？
我问他，杀害谢晋元的是谁？他说，不是通城的。
他怎么能断定？
他看见的。
他看见的？
是啊，他是谢晋元的勤务兵嘛，亲眼看见的。
在哪里杀的？
在谢晋元的房间里。
可是有材料说，是在操场上，下操的时候，有几个人旷操，还经常迟到，谢晋元火了，当众训斥，还动了鞭刑。那几个人就拿出匕首和铁镐，是吗？
李斌说，不不，不是在下操现场，就是在谢晋元的房间里。万连卿说，他去给谢晋元打洗脸水，从里面出来，看见几个人过来了，往屋里去了。他感觉几个人的脸色不对，打了水马上返回来，谢晋元已经倒在地上了。
你没问万连卿，凶手是不是湖北人？
我问是什么人，他就说不是通城的。
停了一下。又停了一下。我瞟瞟李斌，暗想他不会是为老乡者讳为老乡者隐吧。
李斌被我审视着，显然有点激动，眼镜片子闪闪地对着我，反过来质问我：就是湖北人又怎么样了？守卫四行仓库的是不是湖北人？天上飞机，地上装甲车，四天四夜，日本人的装备比我们厉害得多，硬是没有进来一步，谁打的？不还是这些湖北兵吗？
我不知道再问什么了。
李斌却不能释怀，闲谈时会时不时冒出来一些话来，比如说到小时候在山上砍柴，会拾到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
我就问，你们家那儿也打过仗啊？
他说，打啊，跟日本人打得可厉害了，老人都看到过的，说那些中国兵有的就是些孩子，也不像个兵，穿个短裤，打着就赤膊往上冲。要说乌合之众，这不也是乌合之众啊？话题就又转到四行仓库的湖北兵身上，挺忿忿不平的。
中国兵的装备肯定是比较差的，顾维均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有英国人问他，中国到底要什么，他脱口而出地回答：要钱，要枪，要炮，要飞机，要坦克！
贫穷的、不想打任何人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保卫自己家园需要的所有武器。然而在布鲁赛尔九国会议上，没有人帮中国人说话，一个个都怕沾火星，生怕把自己卷了进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炸弹扔到了他们头上，他们知道不打不行了。打起来才知道中国人的艰难，才说了实话：中国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跟日本人打到了今天。
通城县档案局保存了不少壮士健在时的口述材料。一位叫卢鸿信的通城壮士，在安徽溪口挖煤时，跟周福其一起夺机枪杀鬼子，左脸颊中弹贯通了口腔，血流满面还是带着弟兄们冲了出来。卢鸿信是沙堆乡人，保安大队奉调去淞沪时，他并不在队中。因为他耿直正派，此前看见队长毒打一个弟兄，忍不住央请队长妻子去说情，人没有救下来，却开罪了队长，他一气之下跑掉了，准备去投奔红军。队长把他的哥哥抓起来，扬言卢鸿信投奔红军，他就杀卢鸿信的哥哥。卢鸿信只得作罢。保安大队开赴淞沪时在赵李桥登火车，漂流在外的卢鸿信恰巧看到了，赶忙上前询问，上哪儿啊？听说是去打日本鬼子，急了，马上就要求归队。这时的中队长是石美豪，爽得很，一句话就批准了。进入四行仓库时，与周福其一起端着轻机枪殿后的也有他。还有一位通城壮士，当日军久攻不下，想用坦克轰开仓库大门的时候，这位通城壮士把手榴弹捆到身上，爬到楼上，等坦克开到跟前，就从楼上跳下去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陈诚在回忆录中引录《泰晤士报》社论，称淞沪之战中“华军之英勇抵抗，使日军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目的”，“华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沪淞）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国家之荣誉。”也是英国的《新闻纪事报》称：“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之一页。”
龙印村，这是又一位壮士金汉朝的家乡，专程拜访是想看看壮士留下的遗物。
低矮的土砖老屋前，一位秀秀气气的老太太出来接待我们，礼貌地微笑着。
这次是县文联主席刘亚敏带我去的，他来龙印村访问过老太太，熟稔，介绍说，这是金汉朝壮士的儿媳妇，她对外面来的人很警惕，一般什么也不说，东西也不拿出来。
老太太显然已经相信刘亚敏了，听刘亚敏说省里来的同志想看看你公公的遗物，就听话地转身进屋去了。
刘亚敏说，公公的东西她平时是不示人的。
很快，老太太出来了，拿着一个小包包，就是旅游景点小摊上卖的西兰卡普风格的那种。还没打开刘亚敏就跟她一问一答，等于介绍了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她叫汪美菊，十七岁嫁到金家时，公公金汉朝已经去世了（金壮士1947年回乡，四十余岁去世）。婆婆葛廷贵晚年患病卧床，儿媳汪美菊尽心侍奉，婆婆感动，临终时把金壮士的遗物交给了儿媳。以前从不示人的，儿子金隽雄也只是小时候见过一次。婆婆对儿媳说，说这些东西是你公公的，没有什么用，也说不定有用，千万不要弄丢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婆婆的话像绕口令。
小包打开了，汪美菊一样样地往外掏，大伙围了上来，脑袋凑在一起挤着看，又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来拍。物件搁手上不好拍，就拉出凳子，一一在凳子上摆好，大家躬着腰对着凳子上的物件一个一个地拍。
一共九件：
第一件是纸质的退役证，单位是中央训练团第一军官总队，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退役人金汉朝和颁发军官的名字、印章都很清晰；
第二件是布质的臂章，上有中央军校军官训练团第几大队第几中队学员金汉朝字样，墨黑的字迹一点也没有洇漫；
第三件是军校校徽；
第四件是训练团团章；
第五件是军官总队五大队纪念章。
后三件是金属的，均未生锈。
大家围观辨认，七嘴八舌，猜测金汉朝从战俘营中跑出来以后是归队了，然后进中央军校学习，提升为军官，抗战胜利后退役。属于“八百壮士”独有的身份证明是余下的两件。
一件是忠贞奖章，呈鸡心型，比以上徽章要大一点，铜质镀金，很精致。正上方是国民党党旗，旗下面是绿色橄榄枝，红底为衬，橄榄枝左右各两枝，对称向外张开，象征和平。正面边缘为金色环圈。反面刻有“忠贞奖章”四个字。奖章上端连着叠成梯形的彩色编织带，别上后奖章呈坠吊状。背面打了编号：0024。有研究者称，这是1944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颁发的。当时，一部分“八百壮士”幸存者从日军虎口逃脱，陆续到达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这些爱国志士，特意制发了这批奖章。
再一件就是谢团长纪念章了。研究者称：这是“孤军营”官兵一致议决铸造的，1941年4月谢晋元遇害身亡，“八百壮士”无比悲痛，制作了这个铜像，四百多壮士人手一枚戴在胸前，以纪念这位抗日英雄。纪念章也有编号，金壮士这一枚是0317。
设计者很懂得谢团长，纪念章采用了纯净的紫铜，一点不张扬，浑沉而含蓄的紫红上，干干净净，全无杂色和纹饰。浮雕的人像一看就是谢晋元，他总是清瘦的，微陷的眼睛注视着远方，就像被羁困的战马充满渴望和痛楚。壮士无言，宝剑有声，七十多年的紫铜形象，竟还能发出令人震撼的光泽，不可思议。
剩下的还有两枚印章，黑色骨质，篆刻很漂亮，绝不是乡下农民的用物。汪美菊说不清楚用途，只说是公公的。想到谢晋元具有的管理才能，“孤军营”生产的产品都有商标，进材料卖产品结算时都要盖“工务社”印章，很规范。壮士们做工领饷，是不是也统一刻了图章呢？
李斌、刘亚敏几个人告诉我，发现通城壮士后，北京军事博物馆等许多单位曾来采访、搜集遗物，通城壮士家中好几套纪念章都被他们拿走了。周福其生前说，这些东西壮士都有，每人一套，他也有的，抗战胜利后在天津铁路上做事，解放时回通城，害怕惹麻烦，说不清楚，就都塞在一个墙缝里了。
一阵遗憾地感叹后，大家都叮嘱汪美菊把公公的东西保存好，不要卖给那些贩子。
老太太点头说晓得的，丈夫去南方做生意，曾把东西偷过去，要拿出去卖。后来做生意亏了，回来了。她趁丈夫洗澡的时候，把东西又偷了回来。丈夫找她要，她说我不知道，是你带出去弄丢了吧？为这还挨了丈夫的打。
旁边有人插嘴，说她老伴儿想卖，儿子也想卖，就她顶着。
大家纷纷夸奖她，说她做得对，做得好。但对她的保存方式大家都很担心，就那么一个巴掌大的小口袋，纸质的退役证糅得像腌菜，折叠处已经断了，展开看时都得小心，手一重不定就弄碎了。那些金属的徽章纪念章，就那么叮叮当当的兜在一起，磨来磨去的，雕刻花纹和镀金也要磨蚀的。
能不能让县博物馆保存呢？我问。
朋友说，博物馆来过，她谁都不给！
东西还是属于她的，博物馆条件好，只是帮她保存嘛。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
要是帮她修修房子，感动感动她呢？
修房子要钱。钱由谁出？
网上还有一则信息，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侨发现了一片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中国战俘荒冢，多达千余座。其中有两座墓碑上的汉字尚清晰可辨，一座刻着陆军六十七师两百团上尉吴坤，一座是陆军新三十师上士孔宪章。
有志愿者和媒体一起查访，来到了通城。一问，孔氏是通城的大姓，他们查访到五个孔氏家谱，找到十四个孔宪章。经过对离乡年代和年龄的排查，确认了九岭乡吴官桥的一位。六十六岁的修谱人孔庆昌称，小时候听父亲说，有个堂叔叫章伢，被抓到县里当团丁，后来到上海打仗去了，失去了音信。1946年修的宗谱上，有孔宪章的名字，“父昭煌，昭煌子宪章，字法女，号有焕，清光绪丁未年九月十二戍时生，殁于异乡。”
孔宪章是否四行壮士呢？李斌等人都摇头，说打四行仓库的是八十八师，孔宪章是三十师，不过也是抗日战争时出去的。孔庆昌老人称：孔氏族人和村民都希望把叔叔的遗骨请回，与其父母合葬，为抗日而死，死得光荣。
四行壮士中，有五十人被押到南洋小岛上当劳工，病死饿死打死了十四人。抗战胜利，幸存的三十六人经过十七天的海上颠簸，回到上海。
在十六码头上迎接他们的乐队，奏起了《歌八百壮士》。
沈虹光采访八百壮士金汉朝儿媳汪美菊（左一）
七 知道“八百壮士”吗？
在壮士的故乡通城，一直也没有人知道壮士。直到八十年代，要编修县志了，翻出旧县政府的档案，发现了《通城县参加上海四行孤军四十九壮士姓名一览表》和《参加上海四行守军通城籍四十九壮士合传》，是通城县参议会于1947年编印的。当时还有许多壮士未曾返回，调查也粗率，只记录了四十九名。
史料一经披露便引起关注，规模较大的一次调查来自咸宁师专，1991年暑期，该校历史系教授丁一带着学生来到通城，这个乡那个村，寻访壮士和壮士遗属，一个个地挖掘访问，那时还有壮士健在，这就记录下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嗣后，又有志愿者与媒体组织在全县展开拉网式地搜索，认真负责地落实，这就呈现出了我在博物馆看到的名录。
如今的通城人知道壮士吗？在通城采访时，突然想问一问年轻人。早晨下楼，酒店大堂里的小服务员裹着棉被在服务台内的椅子上睡觉，不叫她，出门右拐，沿着河边街道往前走，越过大马路，右首有一家比较大的酒店，大敞着门，像是要搞什么活动，小姑娘们制服穿得很整齐，正叽叽喳喳商量什么。我进去，先问有没有不临街的安静的客房，搭上腔后，就问“八百壮士”了。
姑娘们眼睛都很清亮，奇怪地打量我，都摇头，说不知道。
我说，是你们通城的士兵，调到上海打日本鬼子，特别英勇，大家叫他们“八百壮士”，没听说过吗？
姑娘们还是摇头。
又来了一个女孩子，见状问，什么呀？我把问题提给她。她回忆地说，哦，哦，好像网上有的，见过的。
在通城没有听人说吗？
没有。没有。姑娘们一起摇头。
在沙堆给尚老太太祝寿时，我跟胡志全、李斌说起这事。
胡志全笑了，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不说别人了，就他，你问问他，他都不知道。
年轻人就向着我笑，那相貌跟胡志全很相似，也很可爱。这是胡志全的堂弟，叫胡仁武，也是胡梦生诸多孙子中的一个。
爷爷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吗？我问。
年轻人笑嘻嘻地摇头，说不知道。
就没有听说过？
年轻人说，知道奶奶是南京人，还以为爷爷在南京做什么呢。
采访结束后闲聊，比较胡梦生、万连卿、周福其三位壮士谁最幸福。
胡志全抢先说，我爷爷最幸福，因为他娶了个好媳妇，就是我奶奶！
剩下的两位呢？有的说万连卿幸福，晚年回到故乡，得到乡亲们的尊重；有的说周福其幸福，生前还去看了谢团长。是啊是啊，说到哪一个大家都认同，结果是三个壮士都幸福。
胡志全有点文墨，打印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我的爷爷》。是他写的，没写完。他说，他还会接着写的。
后记：
一， 其他壮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散落各地的壮士们辗转集中到上海，希望解决工作和生计。可是上海
的政府大员正忙着接受日产伪产，壮士们遭受冷遇。内战将即，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召集壮士们开会，动员归队服役，封官许愿。可壮士们都不愿意打仗了。好，不愿意打仗咱就不管了！壮士们被撂在了一边。
谢晋元的夫人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也回到上海，八年离乱，她侍奉老人抚养遗孤，受尽肌肤之劳，一双手像农妇似的长满了老茧。“孤军营”旧址由三连长唐棣管理，出租收取租金，救济壮士，也接济谢夫人和四个孩子。壮士们需要与当局交涉，都是谢夫人出面。她像爱兵如子的谢晋元一样，为弟兄们介绍工作，奔走呼号，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述孤军官兵的困难处境和遭受的不公待遇。
实在生计无着的壮士，有的去看大门，有的当清道夫，伤残的甚至流落街头。
“1947年上半年，在吴淞路一带发生了几起杀人抢劫案，被查获的案犯不是别人，正是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大名鼎鼎的孤军士兵朱胜忠。之后，又有石洪模、沈胜忠、田光前等三名孤军士兵因抢劫罪被捕。经法庭审判，朱胜忠等四人被判处死刑。”——《孤独八百士》。
二，《歌八百壮士》曲作者夏之秋（1912——1993）
小号演奏家、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原名夏汉兴，祖籍孝感，生于汉口，幼时便显露音乐才华，就读武昌文华中学时任乐队小号手。任汉口圣约翰小学音乐教师的父亲去世后，蒙文华中学校长帮助完成学业。1936年，武汉银行家周苍柏解囊，以五百元资助其与周女小燕一同报考国立上海音乐学院。淞沪抗战前夕返回故乡武汉，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组织救亡歌咏队，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淞沪抗战后，诗人桂涛声做《歌八百壮士》歌词，由他连夜谱曲，亲自钢琴伴奏，周小燕首唱。武汉合唱团改为合唱曲，每次演唱，听众自发高呼“中国不会亡”，“抗战到底”，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值危难之秋，这一口号唱出了四万万同袍的心声”。夏汉兴遂更名夏之秋，为抗战筹赈率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义演，写下名曲《思乡曲》，抒发爱国之情。有感于受人无私帮助的经历，辗转重庆从事音乐教学时，直接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六十名有音乐天份的难童，亲自教授吹奏乐器。天才儿童杜鸣心（舞剧《红色娘子军》作曲）、陈贻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都曾接受过他的义务教授。抗战胜利后，《歌八百壮士》中“中国不会亡”改为“中国一定强”。1991年5月，夏老应学生邀请赴台湾讲学，当年的弟子们对夏老行跪拜大礼，所到之处，欢迎人群高唱《歌八百壮士》和《思乡曲》。
三，感谢
感谢通城县文体局、博物馆、档案局，以及热心通城文史的专家和朋友们；
感谢通城壮士的遗属和乡亲们；
感谢陈立人先生的《孤独八百士》；
感谢各位对壮士的敬仰，对本文的贡献。
2013，11，30，
又：2014,4,2，李斌发来短信，“沈老师，今天我在网上查了，杀害谢晋元的是二连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都不是通城人，尤其是通城没有郝、尤两姓。”
壮士无言 沈虹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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