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贵州境内的遵义，在这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了长征中的右倾逃跑主义，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和对红军的领导权，挽救了党和红军。在这次会议召开期间，有一位来自湖北通城的基层指挥员，组织和参加了会议的警卫工作，他就是来自通城农军的红军副连长戴荣生。

戴荣生，1906年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五里镇磨桥戴家巷。由于家境贫穷，他很小就到地主家做长工。年纪稍微大一点，又要躲壮丁。被逼无奈，逃到南乡九岭参加赵世当领导的农军。

戴荣生

1927年8月20日，在罗荣桓智取通城县城的战斗中，戴荣生担任攻城突击队员，随队伍一道捣毁了县政府，取得了暴动的成功。9月初，戴荣生跟随罗荣桓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连。1930年底，由于红军迅速壮大发展，特务连扩编成了警卫团，戴荣生当上了警卫团的排长，不久担任副连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央指定戴荣生带领1个排的警卫战士担任会议大楼的警卫，也是会议的最后一道警戒线。

遵义会议结束后，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中央警卫团担任了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阻击敌军的战斗任务。这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也是红军打得最艰苦、最残酷的一仗。在这次战斗中，戴荣生身负14处枪伤，战友们把他从死人堆里拖出来，渡过赤水河，来到四川古蔺太平渡一个叫陶场坝的地方，把他安顿在一个姓马的人家后，部队继续向前进发。

戴荣生醒来后，发现这家人的墙上挂着马刀、鸟铳之类的武器，担心不是正经人家，便趁人不备，连夜逃了出去。一连十几天，他靠乞讨度日，经过了大村、铁厂、观文、马嘶、建新等地，到处打听红军的下落。这时他身上长满了虱子，伤口也化脓生蛆，人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当他爬到苏家坳一个陈姓人家草堆旁时，便失去知觉，昏迷过去。

当陈家人发现家门口一位昏死的红军伤员时，马上叫来左右邻居，将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两天后，苏家坳的大路口又来了一队红军，戴荣生在陈家人的搀扶下赶紧出去找他们。他一看，骑马的首长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

李富春了解了戴荣生负伤的经过后，便吩咐警卫员将戴荣生扶上马。但是，戴荣生一身枪伤，尤其是大腿侉子上的伤口化脓生蛆，一挨上马鞍就犹如刀刺一般，钻心的痛。

李富春见状，无奈地说：“既然你连马都不能骑，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了。”李富春找来陈家主人和一位姓田的草药郎中，分别给了一些银元，要求他们帮戴荣生治伤。安顿好戴荣生，李富春带领队伍继续往北走了。

为不让国民党军队发现，陈家和田郎中找来几个老乡，将戴荣生藏到后山上一个岩框里，陈家负责送饭，田郎中负责治伤。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调理，戴荣生的伤情基本痊愈。伤好以后，戴荣生又去找部队。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找了多久，沿途乞讨，沿途打听，最终因为身体没还原，戴荣生又病倒了。走投无路，他只好放弃了寻找部队的打算，又回到了养伤的地方。好心的田郎中把他介绍给当地一个比较开明的地主家做长工。这一干，就干到了1949年古蔺解放。

古蔺解放了，戴荣生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一个40出头的中年人了，他积极报名参加剿匪斗争。后来，政府得知他是负伤失散的红军战士，就把他安排在县里的伐木场上班。因为左手伤残，砍树不方便，县里又调他到盐业公司工作。因为没文化，政府又安排他在乡里当武装部长。

土改时，戴荣生主动回到农村落户务农，后经人介绍与马嘶乡一位名叫韦应莲的女子结婚成亲，后生育了5个子女，终生务农，直至2003年去世。

来源：通城县档案馆